目前我国高原湿地已经发生了大面积的退化或丧失，且幸存的许多湿地也已身患重病，有些湿地已奄奄一息，处于死亡的边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湿地如此多病的身体，如此不堪一击？

“自然灾害”是湿地患病的罪魁祸首

湿地位于水体和陆地的交错地带，受水陆相互作用而形成。水是湿地的命脉，水文条件的变化将直接影响湿地的变迁。大气降水和冰雪融水是高原湿地的重要补给水源。全球变暖、气候变干等因素可导致水源补给不足，湿地水位下降，进而发生萎缩退化。不论在人为活动较强的红原镇郊泥炭场，还是在年保也则山麓尕当松多冰川谷等无人干扰的地方，表层泥炭均不纯，实际属于沼泽土，即含有较多的土，这是环境水分减少、坡面物质迁移加速的结果，表明向干的方向发展，是自然因素作用的结果。近30年来青海湖水位下降了3.16m， “自然灾害”是引起其水位下降的决定性因素。20世纪80年代中期，青海湖年亏损水量中，人类耗用水仅占1/5，90年代初期的研究估算得出，青海湖多年亏损水量约4.36亿m³，人类耗用水占亏损水量的比重降至8.7%。这些均说明人类活动对青海湖水位的影响是比较小的，湖泊水位的变化主要还是由自然原因导致。

“人为灾难”使多病的湿地雪上加霜

由于人类对湿地价值的认识不足，盲目追求眼前利益，人类对湿地进行不合理、甚至是毁灭性的开发利用，在自觉或不自觉中破坏了湿地的功能。有的学者把人类对湿地的破坏形象地比喻为“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 。 “过失犯罪”是指人类在开发利用湿地的过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保护问题，对湿地的破坏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许多人愚昧地认为开垦湿地是去除“邪恶之地” 。 “故意犯罪”是指为了达到某种利益或目的，开发者在非常清楚湿地开发后的后果的情况下，不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防止对湿地的破坏，或者采取的措施不当，导致湿地遭受严重破坏，这种破坏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无论是“过失犯罪”还是“故意犯罪” ，其后果都是残酷的，使本就很脆弱的湿地不堪一击，加速了湿地的衰亡。

若尔盖高原湿地遭受人类的侵犯史不堪回首

50 多年来，若尔盖高原湿地环境变化与气候变干的趋势是明显的而且是一致的，这是全球变化的结果。但人为因素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对于局地环境，往往成为主导因素，具有强烈的破坏作用。首先，随着沼泽区人口增加，沼泽区修建道路、房屋，密度愈来愈大。其次，人口增加带来了牧业发展，开渠排水以增加草场以及过度放牧都对沼泽环境形成巨大压力，导致湿地不断萎缩。1960 年 8 月红原建县，人口仅500多人， 但现今已达3万人以上 ； 牲畜也由原来的5万头左右发展到42万头。四川省境内的黄河首曲湿地的牲畜量由 20 世纪 50 年代的 58 万头增加到现在的 233万头。甘肃省玛曲县牲畜数量在过去 40 多年中呈直线增长趋势，在 20 世纪 50 年代全县各类牲畜总量约 24 万个羊单位，90 年代已经达到 70.5 万个羊单位。该县草场总的年产草量为 53.231 亿 kg，按每个羊单位每年用草2900kg计算，全县理论载蓄量为 183.556 万个羊单位，而实际有蓄量为 227.823 万个羊单位，超载量为 44.267 万个羊单位，占理论载畜量的 24.1％。全县 8 个乡和 3 个试验场中有 6 个乡和 2 个试验场处于超载放牧状态。严重过牧导致草场不断退化，但这些压力是以缓慢形式逐渐施加于湿地环境。此外，矿山的开采、公路以及城镇建设也对若尔盖高原湿地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带来的环境后果较上述压力更为严重。一是砍伐森林，几十年来湿地周边山坡上的暗针叶林不断遭到砍伐，目前已经是零星残林，大大减弱了对沼泽的涵养作用。二是70年代的沼泽改造疏干排水运动。当时为了扩大牧场，红原、若尔盖两县在所有的人畜不能通行的沼泽中用重型机械挖掘了排水沟，纳勒乔等重沼泽区也未能幸免。至于日干乔这类积水稍浅的湿地更是沟渠遍布，顺坡降配置。才布柯谷的沟渠间距约为 200m，开沟数十条。沟的规模一般上宽 0.5m，深 1m，全部破开草根层，切入下部泥炭层中。开沟排水活动进行了 3 年多，总开挖排水沟 700 多条，共延长约1000km。在日干乔宽谷沼泽中央还挖掘了宽2.5m，深 1.5m 的主排干，加大排量，并安装了小水电站，也算是沼泽区第 1 座以沼泽水发电的电站。这些都是人类干预自然沼泽的重要活动，导致原始沼泽破坏，疏干了约几亿立方米的沼泽积水，促使沼泽向干的方向发展。人类开发泥炭用于家庭能源本是可行之举措，但由于泥炭采掘没有统一的规划，不但浪费了资源，而且造成了严重沟蚀，1982 年调查时，坡水沿着泥炭剖面留下，如水帘一样美丽，至 1994 年，已经变为长百余米，下口宽近 20m 的黑色泥炭沟，而且正快速地进行溯源侵蚀。在人为活动的干扰下，沼泽动物自然远远遁去，或永久迁移。

开垦湿地和过度放牧是导致湿地退化的元凶

青海湖湿地备受摧残

由于近几十年来，青海湖湖区人口的迅猛增加，加剧了人类对青海湖湿地的破坏。青海湖湖区海南州在 1958 年的耕地面积仅仅有29.77 万亩， 到1960年则迅速增至 101.86 万亩；海北州在此期间开垦草地 109.07 万亩，总耕地面积达到 147.43 万亩，目前的耕地面积仅剩80 多万亩，其余均已经成为撂荒地。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受经济利益的驱动，非法开垦草地的巨浪扑面打来，湖区 14 个部队农场和 6 个国有农牧场开垦的草地面积多达 30多万亩，当地居民开垦也达 5 万亩之多，开垦力度之大使得青海湖湿地已经不堪重负。同时，过度放牧也进一步加剧了湿地的萎缩。1949 年海南州有牲畜 138 万头，而到 1998 年则增至330 万头，增加了近 1.4 倍，而牲畜平均占有草场面积则由原来的 36 亩降至 15 亩。开垦湿地和过度放牧已经使得青海湖湿地创伤累累，满目疮痍。

江河源湿地伤痕累累

江河源区的大部分草场都遭受着超载放牧的侵害。冬季草场和夏季草场几乎全面超载，黄河源的玛沁县、达日县和甘德县超载最为严重，超载率高达 37.65％～ 279.1％，其现状放牧载畜量超过其草场理论载畜量的0.4～3倍；夏季草场和秋季草场大部分地区也受到超载的沉重打击，其中玛沁县、达日县和甘德县最为严重，超载率高达 79％～ 80.23％；江河源大部分区域对冬春季草场利用的时间都长达 7 ～8 个月，严重的过牧使得江河源区湿地发生明显退化。近50年来， 江河源区的人口迅猛增加，牲畜数量也飞速发展，如黄河源的曲玛莱县、称多县和玛多县在 1979 年末各类牲畜存栏数目总计为 53.6万头 （只、 匹） ， 是1949年的7倍，使得草场已经力不从心，不堪重负。

草海湿地也未逃脱人类侵害的命运

草海位于贵州省威宁县城内，是一个完整的喀斯特高原湿地生态系统，也是地球同纬度地区为数不多的高原淡水湖泊，世界十大高原湿地观鸟区之一。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草海被列为一级重要湿地。20 世纪70 年代曾经为获取更多的耕地，草海被人为部分排干，一度使草海湿地生物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一些草海特有的物种减少甚至开始消亡，如草海剑鱼，现已寻不到踪影，迁飞鸟也几乎绝迹。

纳帕海湿地遍体鳞伤

人工开挖排水沟使云贵高原的纳帕海沼泽湿地被分割成许多部分而支离破碎，导致纳帕海湿地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排水疏干状况 ，有的低洼地沼泽水深不足 10cm，多数仅呈过湿状态 ，有的完全干涸 ，加速了纳帕海湿地的退化衰亡过程。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纳怕海还处于原始状态， 湿地面积广袤。自70年代以来，当地居民炸开水洞扩大出水口，并在湖中开挖排水沟上千条，通过人为降低水位来增加耕地面积和扩大牧场，导致湿地被分割成许多部分。其中一条长约 2.5km 的排水沟就疏干了面积约为 200hm²的湿地。近 20 年来，经不同程度疏干的湿地面积达2.4万 hm²，占该区湿地总面积的90％，平均每年疏干约1000hm²，垦殖面积占疏干面积的1/4，使沼泽面积从2.82万 hm²锐减到 2400hm²，降水丰沛年份也只有 3125hm²，降水较少年份的水面积仅 500hm²左右。湖中心水深由 4 ～ 5m 降至 20cm，旱化十分严重。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纳帕海区域人口剧增，密度为香格里拉其他地区的 10 倍。这种人口膨胀以及传统生活方式对资源和木材的需求，使得纳帕海集水坡面上的森林植被破坏严重，削弱了其对纳帕海沼泽水源的涵养功能。水土流失加剧，表土和养分随地表径流进入纳帕海沉积，但径流汇入纳帕海后沿排水沟渠漏走。资料表明纳帕海平均每年的淤积量约为5 亿 m³，结果是湖盆逐年抬高，水域不断缩小，高原特有水生植物杉叶藻群落大面积减少，中生和旱生植物甚至大狼毒等草甸退化标志性植物出现，依赖湿地生存的水禽等减少，物种多样性剧减。此外香格里拉兴起的生态旅游，对地处其腹地的纳帕海湿地也带来了不利影响。由于缺乏管理，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马匹粪便和旅游垃圾使得本来就破碎脆弱的浅水沼泽水体极为污浊，细菌和大肠菌群超标。

纳帕海湿地在遭受人为破坏的同时，还承受着过多牲畜践踏所带来的疾苦。雨季结束后，纳帕海沼泽积水从落水洞漏走 ，湖心四周草甸成为香格里拉最大的平坝天然冬季草场，面积约为 1500hm²，其理论载畜量为 1600 羊单位，而实际载畜量 ( 主要以牦牛、马和猪统计 ) 为 6000 羊单位，超载率 132.5％，大大超过了草场自身的载畜容量，使可食牧草大量消耗，失去有性繁殖，有毒杂草出现，劣质和不可食杂草占据优势，草场严重退化。牲畜的践踏，不仅造成土壤板结，而且破坏地表植被和表层土壤，尤其是成群放养的家猪，拱翻成片的泥炭层找食，破坏面积约占沼泽面积的 5%，使草根枯死，下覆层出露，泥炭土层破坏殆尽，造成土质变劣，养分衰竭退化。

修建水利设施加速了高原湖泊湿地的衰亡

水利工程的兴建对湿地功能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水利工程建设时，必须对河岸进行特殊的处理，如将河道截弯取直或用钢筋混凝土护岸，改变了河流的水文情势，减弱河流消纳污染物的能力，降低河流周边地区的冷湿效应，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蒙新高原大规模的农垦活动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耕地面积随后急剧扩张。据统计，1949 年新疆拥有耕地 120 万 hm²，到 1986 年则增至 290 万 hm²。伴随着耕地的增加，引水、蓄水、提水等水利设施也大兴土木，不断落成，尤其是水库的修建更是神速，截至 1979 年，已建成水库674座，其中大中型水库有 104 座。入湖河流上修建水库后，洪峰后的径流基本上被完全截流，仅部分汛期的洪水可直接流入湖泊，有些河流的水量则被完全截住，造成下游全年断流，湖泊干涸。玛纳斯湖是因人类在入湖河流上游修建水库而导致湖泊干涸的一个典型例子。注入玛纳斯湖的玛纳斯河发源于天山北麓，流经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全长 400km，年均径流量为 12.5 亿 m³。20 世纪 50 年代后在玛纳斯河的中上游建立了石河子垦区，变沙漠为绿洲，修建大中型水库 4 座及众多的小型水库，拦截了地表水、泉水和部分地下水，使得玛纳斯湖没有水量补给，逐渐干涸消亡。

青藏高原的羊卓雍错湖与周围的沉错湖、巴纠湖和哲古湖等湖泊组成了藏南地区最大的内陆湖泊群，与雅鲁藏布江的水位落差高达840m，湖泊水能资源非常丰富。但目前已经在该湖实施了“缩湖发电”工程，即通过降低湖泊水位10.5m，缩减湖泊面积，减少蒸发，来提供55亿m³的水量进行发电，该工程的装机容量为12万千瓦，引用的湖水水量高达每秒18m³。此项水利工程的修建将会导致湖泊显著退缩，滨湖湿地也将因湖泊萎缩而发生显著退化。

化肥、农药施用量剧增，加重湿地污染

化肥、农业的大量施用，给湿地，尤其是河流、湖泊湿地的水体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如云贵高原的“三湖”地区（杞麓湖、抚仙湖、星云湖）的径流区 1996 年施用的化肥总量为90755 吨，平均每亩施用 0.25 吨，农药总施用量平均为每亩 1.60kg。与 1990 年相比，抚仙湖径流区化肥施用量增长幅度为 55.21％，农药施用总量的增长幅度为 76.48％；星云湖径流区化肥施用量增长幅度为 40.05％，而农药施用总量的增长幅度显著高于抚仙湖，高达124.26％；杞麓湖径流区的化肥施用总量增幅为 40.93％，农药施用量也高于抚仙湖，达91.85％。 “三湖”地区的农药、化肥施用量不断增加，但利用率都较低，施用的氮肥利用率只有 25％～ 30％，磷肥利用率也仅有 20％左右；农药施用量大，但效果不佳且农药残留量大。较低的利用率增加了氮、磷和农药的流失量，加重了湖泊湿地水体的污染，直接威胁到当地居民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