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博学之旅”“冬天的颜色”“植物的种子”……这些自然课程是张涛最受欢迎的课程。

张涛是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川自然学堂的创始人。成立3年来，北川自然学堂开展了近200次自然教育活动，累计参与者近5000人，培训了近800名人员。

从无到有，从简单到缤纷，张涛坦言，他赶上了自然教育蓬勃发展的好时代。

自然教育正在越来越多的自然保护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自然教育，就是利用自然元素和自然环境进行自然体验活动的总称。在我国，自然教育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2014年起，自然教育从业者群体迅速增加。自然观察与体验、生态保育、科普探险等教育活动蓬勃兴起。

日本黑松内町山毛榉森林自然学校校长高木晴光曾评价：“中国的自然教育在五六年间，做成了日本用二三十年才做成的事。”

自然环境是开展自然教育的重要基础。中国一万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成为开展自然教育的重要场域。

特别是在今年的机构改革之后，原来分散在各个部门的自然保护地都归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统一管理，自然教育界对此充满期待。保护国际基金会中国保护地项目主任蒋泽银说：“当前正处于国家重视保护地体系构建的阶段，自然教育的社会和市场氛围也日趋兴起，正是自然保护地开展自然教育的最好契机。”

以共建模式开展自然教育

开展自然教育也正是各类自然保护地的题中应有之义。2017年发布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也明确提出“国家公园坚持全民共享，着眼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开展自然环境教育”。

很多自然保护地已经开展了各种形式、不同程度的自然教育，大多数是以与其他机构合作共建的模式推进。

四川省崇州市鞍子河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与保护国际基金会合作，建设了鞍子河自然教育中心。这个坐落在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内的自然教育中心，通过开展自然教育服务公众、协助促进保护地管理。保护国际基金会的保护地项目助理张燕梅说：“鞍子河自然教育中心正和保护区共同成长。”

2012年，苏州市湿地保护站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创建了全国首个湿地自然学校；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和红树林基金会在深圳6个公园开展自然教学；杭州植物园、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桃花源基金会合力打造的桃源里自然中心开学第一天，马云现场体验了第一堂课。

台湾人禾环境伦理发展基金会的薛博闻介绍，在台湾地区，更为广泛的自然教育发展方式以公、私部门协力进行，多为公共部门将自然教育项目委托给外部专业自然教育机构运营。

重庆自然介公益发展中心的陈竹认为，自然保护地开展自然教育，各个自然教育机构的参与尤为必要，双方合作可最大限度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教育优势。

自然教育推动自然保护

在过去，很多自然保护区和公众接触的方式大多是在规定范围内开展适当观光旅游，而这种方式并没有让自然保护区最珍贵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出价值。

在自然教育界有一个共识——“我们留给子孙怎样的地球，取决于留给地球怎样的子孙”。

开展自然教育，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唤醒的是一代人对自然的重新认知。

浙江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大地之野”自然学校的自然课程里，孩子们可以在平缓的山地训练运动协调能力，观察自然界中的建筑学家是怎么建造房子的，从小能感知山泉的甜美，在冰天雪地里呆上一天以后，知道怎么去感受温暖的柴火……这些“回归自然”的信号和信息，会潜入孩子们的内心，并成为他们今后保护自然环境的潜在意识。

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多家机构合作开展自然教育。保护区的余鳞介绍，通过开展自然教育，王朗保护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自然解说系统、物种监测科研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提升和完善。台湾的薛博闻认为，用自然教育的触角可以指认自然保护意识和知能的空缺。

从保护资源到唤醒人心，开展自然教育推动自然保护地管理和保护工作从粗放走向精细，从政府保护到全社会保护。

人才仍是最大瓶颈

前不久举办的第五届全国自然教育论坛上发布了2018全国自然教育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人才依然是自然教育发展的最大瓶颈。

自然保护地的管护面积大，人员有限，能够系统研发课程、开展自然教育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近年来，很多机构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培训活动，输送了大量的自然体验师等专业开展自然教育的人才。

自2013年以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自然环境教育培训项目。以自然保护区为载体，把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培养成自然体验培训师，把保护区变成一所能让公众可以直接体验的特殊学校。

令人欣喜的是，和自然教育相关的政策、培训、课程研发等各个方面都在不断进步，和自然保护地共同成长。

“小步慢跑，扎实推进。”张涛说，就像森林的生长，无论个人还是一项事业的成长，只有遵循其自然的规律和节奏，才能沉淀最丰富的养分，结出最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