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由于其特定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及居民的呼声容易集中和传递，因而也就容易影响到决策层。结果水资源的区际平衡实际上是满足了大城市居民的个人利益，但这种个人利益是建立在周边地区所失的基础上。这就意味着，区域不平等因用水负担的不平等而加剧了。

很多人都以为，仅就居民用水而言，相对于工厂的庞大用水量来说，那不过是九牛一毛。但事实并非如此。据近日媒体的一个报道，在用水量的高峰时期，比如6月份，北京市的居民用水量能占到城市用水量的近一半水平。这个数据看起来会让很多人目瞪口呆。居民用水是一个大问题，不仅仅是因为水费对家庭来说是生活的必需支出，其变动随时会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负担，而且，居民用水本身和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关系极大，某个城市的居民一旦用水过多，就可能给整个城市的供水造成严重的负担，更麻烦的是，一个城市用水的变化会影响到其他周边地区，从而降低其他周边地区的居民的福利！以北京市为例，按照目前的城市供水状况，在用水高峰期，北京市的居民饮用水约六成来自河北。

区际不平等

由此可见，类似北京市居民用水的问题就不单单是北京市民的个人行为了。看起来很个体的一次用水，却无形中给河北人民造成了负担。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连锁反应呢？一些人立马会想到，地下水原本就是流动的，当一个地方开采多了，那么就会消耗其他地方的水资源。按照这个想法，北京城区居民的用水量上升，肯定会对顺义等周边地区造成巨大影响，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但按照地质结构，可能很难影响到整个河北地区。之所以出现了河北负担北京市六成居民用水的情形，是因为南水北调工程，这个工程的用意在于平衡不同地区水资源的禀赋差异，从而可以在全局增进社会福利。

这个道理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因为受地质和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有些地方降雨量大，地表水或者地下水丰富；而有些地方则水资源贫瘠。那么通过修建适当的水利工程，就可以把水资源丰富地区的水引到水资源贫瘠地区，这样在不影响丰富地区的水使用的情况下，改进了贫瘠地区的居民用水状况。这是标准的帕累托改进。

注意，假如水价能够体现水资源的丰欠程度，那么水资源丰富地区的水价应该明显低于水资源贫瘠地区。并且引水工程建成后，前者的水价不提高的前提下，后者的用水得到改善。果真如此吗？据网上查到的统计数据，河北省目前全省各市居民生活用水平均价格达3.06元/吨左右；全省11个设区市中，7个市居民用水价格超过3元/吨，最高的石家庄、沧州分别是3.63元/吨和3.6元/吨，最低的张家口、秦皇岛，居民用水价格也分别达到2.50元/吨和2.57元/吨。而2008年北京市的实际水价平均每立方米为3.7元。数据似乎的确说明两个地区之间水价存在一定的差距。

当然，上述数据所反映的问题还是值得讨论的。地区之间的水价有一定的差异性，可以反映各地水资源的禀赋差异。问题是，这种差异是否应该和收入的差异对应起来？就收入来说，按照《中国统计年鉴》所给出的数据，2007年北京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为21988.71元；而河北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1690.47元。也就是说，在2007年，一般来说一个普通河北人一年可以用的钱只有一个普通北京人的一半多点儿，但这个河北人需要支付的水费却相当于一个北京人水费负担的82.7%。两个比例显然不是很相称。这么说起来，河北人在用水方面的生活负担相对更重。

我们比较水价和收入差距，并不等于说水价必须按照收入水平来确定。但有一点还是很明确的，通过这种比较，我们清楚地知道不同地区之间水费负担的相对大小。可见，水价的差异不等于水费负担的差异。而对居民福利来说，水费负担才是真实的。或者说，实际上应该是水资源丰裕的地区居民水费负担应该更轻；水资源贫瘠的地方居民水费负担应该较重，这样才能对居民用水提供正确的激励。那么以此类推，假如引水工程是一种帕累托改进，那么水费负担应该是趋于一种理想状态，那就是不同地区的居民水费负担类似。

理想的水价

当然，这个理想状态未必成立。这是因为城市供水还存在一个特点，那就是规模经济。我们将会看到，水价的成本定价法其实存在很多谬误。关于这个问题我会在后面的文章中详细论证。这次我们主要讨论区际不平等问题。上述数据已经反映出来，即使同样水资源贫瘠，但家庭的水费负担存在明显的区际不平等，相对于北京家庭来说，河北的城市家庭水费负担显然重了。而水资源的区际协调并没有改善这种不平等。或者说，这种区际协调仅仅有利于类似北京这种大城市。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过去，城市用水是一个问题吗？其实从史料看，似乎没有发现比现在更严重的情形。因为那个时候即便是城市，人口也不是很多。但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居民用水就成为头等大事。很明显，城市规模越大，用水量也就会越大。而且这种用水量还不是简单的增长。比如增加一个人，不等于用水量就简单地增加了一个人的量。因为每增加一个人，城市当中很多人的社会活动就会显著增加，相应的用水量也就增加。因此，增加一个人所带来的用水量的增加很可能要多过一个人的用量。结果，城市规模增加后，对水资源的消耗就越发严重。当城市自身的地下水和地表水不足以支撑这个人口规模的时候，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就会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水价的上涨。

水价上涨代表这个城市居民生活负担的增加。从理论上说，当边际上新增一个城市人所挣的收益不足以弥补其生活负担的增加时，这个人就会觉得在这个城市生活不划算，那么就会选择退出这个城市。因此，我们总是能够找到一个最优城市规模。请注意，这是因为城市人口不断增多，用水量逐步增大，水价就会很快上涨，并且涨到足以阻碍新增人口进入城市的时候，就会停下来。此时的水价可以称为符合城市均衡规模的水价。当然，按照经济学那句老话，就是这个结论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时候做出的。

问题是，城市政府不可能让水价这样自由上涨。因为随着城市居民因水价上涨而导致的生活负担增加，会呼吁政府保障居民的利益。这种基于现有城市居民的呼声会导致城市政府保持一定的水价稳定性，但这样一来，就无法阻止新增人口进入城市。这个时候城市政府又不得不出台类似户籍制度等措施来对新增人口进行管理。但行政手段可以控制城市规模，却不足以控制现有城市居民的用水量。于是城市政府就不得不寻求外来的水资源。这个时候，如何得到外来的水资源？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也就是说，让中小城市或者农村牺牲一部分水资源，来保证大城市的居民用水。因为大城市对整个宏观经济更重要。

是这样的吗？大城市由于其特定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及居民的呼声容易集中和传递，因而也就容易影响到决策层。结果水资源的区际平衡实际上是满足了大城市居民的个人利益，但这种个人利益是建立在周边地区所失的基础上。这就意味着，区域不平等因用水负担的不平等而加剧了。结果全社会都可能出现用水激励的扭曲。而且由于大城市具有这种谈判的优势，就会有更多的人涌入。这就是人们看不到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