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贤德：一封让我终生难忘的“推荐信”

1991年3月，是我终身难望的日子，也是我最伤心和刻骨铭心的日子，当时公社（现为乡镇）文化站空缺文化站长，时任公社妇联主任（原为宣传委员）指点我说：公社文化站缺站长，你抓紧去里找县委宣传部领导们通融一下，让县委宣传部出面推荐你。

得到这个消息，第二天特的起了个大早，乘公共汽车赶到30多公里县城，下了公共汽车，一路小跑赶到县委宣传部，找到平时很同情和关心我，时任副部长陈学文老师，陈部长听完我的介绍后，让我在办公室等着，他去县委通讯组为我写推荐信。

快到中午12点时，陈部长来到办公室，告诉我：为了更有把握推荐你当上文化站长，除了县委通讯组在推荐信上加盖公章外，我去县文化局、县广播局、广播站等几个单位加了章，我想你当文化站应该没有问题了……

可是当我兴高采列怀揣上盖一排大红公章推荐信，急忙从县城赶到公社党委办公室，把推荐信递交给时任公社党委杨秘书手中，他看了看，告诉我：你等通知吧！县里这么多部门推荐你，文化站长非你莫属了……（笔者注:当时原文化站长父亲为公社副书记，已把他调至公社食品公司）。

在我久等没有回音之时，于是我便找到原来我的顶头上司公社宣传委员诉苦（此时调职公社妇联主任），当她听完我的介绍后，叹了口气，告诉我:孩子，你的成绩全公社是有目共暏的，每年都被县委宣传部评为优委通讯员，可是你的成绩并没有改变某些领导，可惜我已不是公社宣传委员了，没有权力再力推你的权力了，现任宣传委员陆某为了让其女儿，和你争夺这个文化站长位置，他把女儿许配给公社书记彭某的妻侄媳妇，公社党委会已研究过了，文化站长已由陆的女儿接任……成绩再好，也没有权力大好。

听到这话后，我真想大哭一场，但回过头想想，我一个17岁就失去父亲的农村农民孩子，怎么去和这些官员们“斗”（地方土语，干的意思）。回到家里思来想去，决定辞掉公社通讯员一职到外地打工去。这里笔者要向大家解释的是，笔者之所以当上公社通讯员，是因为在80年代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豆腐块”文章，从农村青年抽调至公社邮电所担任山区投递员、公社通讯员。投递员和通讯员是临时工，文化站长是事业编制，可直考文化专干转为公务员。

通过一翻考虑，91年2月，我便身背装着被子和衣物的“蛇皮袋”（化肥袋），怀揣一摞荣誉证书，便踏上南下共共汽车来到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打工。什么叫“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这时我彻底清楚了，那个年代，当地人把去打工的外地人当作什么？根本没把当人看，尤其是当地所谓联防队，简直就是流氓地坯，甚至比旧社会流氓地坯还恶毒，如遇查夜查到没办暂住证者，轻则挨骂和罚款，如果你稍微不服气，就把你强行拉到其所办公地或公安局，不打个半死绝不放过你，想想那个年代，真让人后怕，联防队员和旧社会欺压百姓的地主恶霸所雇打手没什么区别。

咱们中国有句“有志者事竟成”古句，让我坚持不忘的，仍然是一边打工，一边写作，随着文章在上海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新华日报、苏州日报、吴江报等全国报刊上经常见报，93年在时任吴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江报社社长吴延元同情和帮助下，我被北京一家报社驻华东工作站聘用当上了记者，从此我便走上记者生涯。

身为农民出生的我，在采访中发现当地私营丝织厂拖欠外地农民工工资现象十分严重现象，96年，我在《中国纺织报》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盛泽私营丝织厂拖欠外来工工资严重”，文章发表后，我又有另外一份业余工作，走上为农民工追讨血汗钱。

1999年，我从苏州来到郑州寻找工作，先后在北京某报社驻郑州记者站担任记者和记者站长，2003年11月26日，我在工作中发现郑州建筑工地老板拖欠农民工工资同样严重，我在为农民工追薪中，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老板的滑头与民工的艰辛”文章，文章发表在全国引起轰动，当年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近百家新闻媒体对我为农民工追讨工资事迹进行了专访。

如今，我一边坚持写稿、摄影，一边为农民工兄弟们讨公道（工资），虽然家庭并不富裕，但我觉得精神食精比金钱更有价值。也许会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这篇文章在你心中埋藏快30年了，只到今天才把这个“故事”才写出来？因为随着笔者年龄越来越老了，把她整理成文章，以告诉中国官场不是今天“黑”的，而早在八、九十年代，就已经“黑”了。

那个年代，中国民问有句最流行的话：不学数理化，只要有好爸妈（指官员子女）。当年那个年代，在农村中、小学当教师的，以及公社各站所（水管所、计生所、林管站……）都是什么人子女，95％以上都是公社（乡镇）、大队（现村委会）干部子女。学历最高者，也只是高中，甚至公社、大队干部子女，初中没毕业就已经有“班”可上了。吴贤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