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向海七月,美的是那样自然。
霍林河两岸沙岗上的榆林,如墨绿色的巨幅绸带,沿着河岸蜿蜒起伏。无际的蒲草苇荡,在阳光与白云的辉映下,变换着绿色的浓淡。晴空中丹顶鹤高吭的啼鸣,引来了百鸟的协奏。在牧人悠扬的蒙古长调中,牛羊亲吻着绿色的原野,它们不时地抬起头来,发出一两声“哞、哞”叫声,好象在给歌声划分段落。
轻风时常从东、南、西把霍林河翠苇嫩蒲的清馨和各种水鸟的吟唱送到香海庙屯中的每一个角落。屯北沙岗上,长满了苍劲多姿的蒙古黄榆、黑榆和野杏树,明代末期建成的香海寺就座落在屯中的高岗上。香海寺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掉一层殿,剩下的两层殿也成了供销社的仓库和门市部,但恢弘气势犹存,寺门前的千年古榆,依然枝繁叶茂。
七十多所蒙古族风格的干打垒农舍,错落有致的分布在香海寺的周围。榆林、古寺、农舍、苇荡构成了一幅古朴秀丽的塞北水乡图。
一九七零年七月初,家随父亲“插队”从县城搬到了向海公社香海庙屯。父亲是公社“五、七战士”,我成了香海庙西队的“插队知青”,到离屯十几里的西队窝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开始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涯。
七月的窝堡,特别优美。
窝堡背靠的漫岗上一簇簇蒙古黄榆,远远望去恰似巨大绿色华盖,绵绵无际。岗洼中是百年以上的野杏树和桑树。野杏树上没有落地的熟杏,在绿叶间泛着点点淡红。桑树上肥大的桑叶,遮掩着成熟的桑葚,只有在微风中才显现出夺目的紫色。疏林地中丛生的沙棘、苕条、骆驼蒿、老虎刺,新抽出的枝条格外嫩绿。各种沙地蒿草和爬绕在枝丫上的各色藤蔓花串,把林间装点得更加靓丽。许多种刚出飞的幼鸟,在林中已经忙着构筑自己的“家”了。社员们到地里干活,经常遇到学着觅食不知避人的野兔、野鸡、艾虎子、刺猬、跳兔等可爱的幼崽儿。
窝堡门前是额木太河进入向海后形成的天然渔场,由于多年不来水,已经成了一片水浅草深的湿地。黎明或傍晚,在窝堡的院子里就能听到苇塘深处雏禽悦耳的啼叫。
窝堡的环境虽然令人心旷神怡,但生活的艰苦却出乎我的预料。
七月正是农忙季节,队里六十多劳动力都挤在七间土房内。晚上为了纳凉不得不打开门窗,尽管不点灯东西屋仍然不时的传出人们在身上拍打蚊虫的响声。伙食是典型的粗粮大锅饭,除了社员们自带的咸菜和大酱,几乎没有荤腥和蔬菜。能吃的青菜是下地干活时采回来的苣荬菜、野葱和野韭菜之类的野菜。其实要想吃到荤腥也并不难,只要在附近的树林或草地下一些套子、对夹就可以捉到野兔、野鸡,只是由于一天的劳累再加上当时的“大批、大斗、促大干”的政治气候,大家都不愿担风险。
七月正是夏锄后期,大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到窝堡的第二天就尝到了“背朝黄土面朝天”繁重劳动的滋味。
记得那一天是和大家一起在 “东大片”地给玉米放秋垄。七月的向海,最高气温达到三十四、五度,密不透风的玉米地更是使人闷热难耐。由于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活,没多长时间就落了后。情急之下一通胡搂乱砍,铲不到半根垄手就打起了血泡,新安的锄头也刨掉了板儿。求助喊人,在没人深的玉米地中,三十米以外根本没人听见。无奈,我只好回到地头的树林中,等待别人的“救助”。社员们铲到地头后,是邻垄的张臣和王恒发现我没到头,把我剩下的半根垄铲到了头,并在树林中找到了狼狈不堪的我。
那天晚上,从社员的闲谈中听到了两条新闻:几天前,河西屯王老三家的母猪,生了五个野猪崽;由于兴旺屯的小孩把捉到的小狐狸抱回了家,当天晚上屯里的鸡被狐狸咬死了一大半。后来我才知道,在向海各种野生动物进屯子本是很平常的事,算不得什么新闻。
“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是对当年向海的真实写照。
一九七一年入春之后天公作美,总是将及时雨恩赐给向海。进入七月,两场透雨过后庄稼长势十分喜人。玉米的身量,比往年高了一大节,高粱也提前“拔节”、“挑旗”。更为难得的是沙岗上黄榆周围都长出了绿茸茸的黄榆苗,原野上出现了几年不见的秃鹫。窝堡门前的湿地,除了常见的丹顶鹤、灰鹤、鸳鸯、野鸭和鱼鹰,又出现了成群的红嘴鸥。
老人们都说:这是丰收年的吉兆,在“文化大革命”前,当地的蒙古族人,是一定要举行“那达慕”进行庆贺的。
经过一年的磨练,我逐渐适应了窝堡的艰苦生活,大部分农活干起来已经得心应手了,与社员的关系也相处的很融洽。张臣、王恒已经成我最要好的朋友,无论在窝堡干活的人怎么变化,我们三人总是同睡一铺炕,饭票伙着用,真正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劳动”。用现在年青人的话来说,我们是真正的“老铁”。
美丽的自然环境和友善的人际氛围,使我的心情也比刚到窝堡时好多了。
然而,那一年七月使我更加高兴的是栓柱子也到窝堡参加劳动了。
栓柱子那年十七岁,人长得挺帅气,一米八十的个头,浓眉大眼,一说话瓜子脸先挂笑容,十分招人喜欢。他的家与我、张臣和王恒的家是前后院邻居,论起来他和张臣、王恒都有亲戚
栓柱子原本是向海中学高中一年级品学兼优的学生,由于家庭成分高和倔强开放的个性,使他在学校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对待,因此没有毕业就离开学校,到窝堡参加了劳动。
栓柱子的到来,使我在窝堡又多了一个年轻的朋友,他的天真活泼为大家在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中增添了许多乐趣。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但我至今还记得大家在栓柱子“指挥”下一起抓跳兔时的情景。
每当铲地“歇气”,栓柱子都要在地头的沙岗上“侦察”跳兔的踪迹。一旦发现跳兔的洞口,他都会分派我、张臣、王恒在“抓捕”行动中承担各自的任务。张臣那时已经三十多岁,而且个子小、腿脚慢,栓柱子总是指定他用帽子或衣服罩住跳兔的出口。而我由于个子高跑的也快,总是负责对从出口处“漏网”跳兔的堵截。待我和张臣都准备好后,他和王恒则用锄头挖或者捅跳兔的“正门”。跳兔虽然与黄鼠大小差不多,但它类似袋鼠,后腿特别长,有极强的弹跳力,弹跳速度极快,一旦 “漏网”,或从其他“气眼”中逃出,尽管大家竭尽全力围追堵截,十有八九会被它逃掉,剩下的是大家的大口喘气声和开心的笑声。
如果捉到了跳兔,它将被放到栓柱子用黄榆条子编的精美笼子里,成了我们俩饲养的宠物。
七月的向海草原,各种草和野花都进入了生长旺季。那一年由于雨水特别好,羊草比往年长的又高又密,低洼地带已经没人膝盖。一片片、一簇簇盛开的紫丁花、灯笼花、防风花和许多不知名的野花,把绿色的草原打扮得更加迷人。各种野生动物也到了最活跃的季节,人们在草原上经常能看到鹰猎野兔,狼逐狍群的激励场面。
七月下旬进入了采收羊草的忙季。那是在窝堡西北甸子打羊草的第一天,我和栓柱子在甸子的南坨子树林中发现了野兔踪迹。晚饭后,我俩摸黑走了三、四里路,在发现的兔子道上下了几个套子,打算套住兔子改善一下伙食。然而,使我们没有料到的是,第二天遛套发现套死的是一只哺乳期的母兔,这意味着一窝小兔将被饿死。看着套死的母兔,想到一窝待哺的小兔,栓柱子懊悔地掉着眼泪,兔子没要,被放羊路过的老羊倌拿去了。这件事使栓柱子善良的心受到了伤害,郁闷的心情使他好长时间沉默寡言,没了往常的欢笑。
也是在这个采草季节后期,栓柱子又经历了一次政治上的危机。
那是队里召开讨论《大寨式评工记分办法》的会议。会上领导宣布完《办法》,要求大家发言。社员们都觉得《办法》中规定的评工记分对象不包括队里领导和后勤人员是不合理的,但迫于领导都在场,大家也都没直接的提出异议。惟独栓柱子在发言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个问题,在场的领导和后勤人员都很不满意。幸亏张臣反应的快,当众斥责了栓柱子,才使主持会议的领导下了“台阶”。事后个别人准备给栓柱子“上纲上线”,多亏张臣和栓柱子的亲戚出面周旋,才使这次危机化险为夷。
那一年真的应了老人们七月里的预言,获得了罕见的丰收,日值达到了一元五角钱。
一九七二年七月,其他公社的“五、七战士”已经开始返城了,有“小道消息”父亲近期也将返城。按照当时的政策,我虽然在西队插队劳动满两年,但是不通过招工是不能同父亲返城的。由于西队没有“知青集体户”,家如果搬回城里,在屯里我就没有了安身之处。
在我决定离开向海,回老家农村“插户”时,心情是十分复杂的。我不情愿离开向海,离开与我朝夕相处的张臣、王恒、栓柱子和社员们。两年的窝堡生活,大家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现实是残酷的,除了离开向海我没有别的选择。
分别的那一天,天乌朦朦下起了细雨,屯边的榆林远远望去,蒙上了一层灰色。河面上已经分不清哪是苇荡,哪是河水。阵阵东北风送来的是苇浪声和野鸭的啼叫声。香海寺门前的古榆下,我和张臣、王恒、栓柱子紧紧地握着手,脸上流淌的也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大家相对无言,只有细雨落在古榆叶子上的声音,仿佛为我们诉说。
分别后我曾给栓柱子写过几封信,第一封信他回了,情绪很低落。后来的几封不知道什么原因,他都没有回信。再后来由于我几次变动地址,也就与他失去了联系。直到一九七四年,我从农村辗转回到师范读书,年底张臣到城里来看我,从他那里才知道,栓柱子七月淹死在向海水库了。
我离开向海后,栓柱子的处境随着当时的政治形势越来越不妙。他虽然努力用劳动的汗水,冲洗身份的印记,但高成分给他带来的阴影越来越浓重的笼罩着他的生活。他毕竟太年轻了,有时遇到不公平的事,总是毫不掩饰的表明自己的看法。他终于被整理了“上纲上线”的材料,开了批判会。为了不使我受到牵连,他有意和我中断了书信联系。
关于栓柱子的死因,我听到的说法众所不一。多数人认为他是不堪政治上的重压,自杀的。也有人说,他是玩水时不幸身亡。
栓柱子走了——在向海美丽的七月里。他留在这个世上的是一座埋着一个风华正茂青年的孤坟,留给我的是沉痛的思念和困惑。
那是一个使许多人都感到困惑的年代。
人生苦短,离别恨长。回首往事,我离开向海已经整整三十五年了。向海当年的黄榆苗,如今已经荫如华盖。三十五年的风风雨雨虽然使我两鬓染霜,但蹉跎的岁月并没有泯灭我对向海的记忆。每当回忆起那段不寻常的经历,当年向海七月原始自然的景色和那些纯朴善良的农民朋友总是历历在目。
难忘的向海七月——你的美丽,我逝去的朋友和青春年华!
(编辑: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