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兰州市志·市政建设志》记载：镇远浮桥用船28只，常用25只，备用3只，河涨时增补备用。每船相距一丈五（约4.5米），上流各下碇石，以固定船身位置，船上铺木板，两旁设栏杆。桥南北两岸各立铁柱（即将军柱）2根，以固定铁索、大绳贯穿全桥，连为一体。每年十一月结冰时拆桥，次年二月冰解后再搭浮桥。

　　修建了浮桥，人们方便多了，但是冬拆春建，不仅是一项劳民繁重的工役和一笔不小的开支，尤为严重的是，每当黄河水行将解冻之际，往来于黄河天然冰桥之上的行人和家畜，常因冰裂落水而惨遭灭顶溺毙之灾，史料载“民以病涉戕生为忧”。

　　面对镇远浮桥之畔的严峻现实，有识之士迫切地发出“不可不经久之法”的呼声，这呼声也喊出了老百姓的心声，如何在黄河之上横空架设一座一劳永逸的坚固大桥，成了民众梦寐以求的梦想。

　　而在清朝同治年间，这个梦想距离实现曾是那么接近。一位远见卓识者提出想在黄河上架一座铁桥。而此人就是陕甘总督左宗棠。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大规模进入，西方军事桥梁等方方面面的技术成为许多有志之士学习的对象。1872年，也就是同治十一年，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所燃起的硝烟刚刚散去，左宗棠又被清政府派到西北担任陕甘总督，准备收复为阿古柏所侵占的新疆。作为湘军首领的左宗棠进驻兰州后，出于西征的需要，奏请同治皇帝同意，设立了兰州制造局，这是洋务运动在甘肃的开始。同时，为了疏通交通，出于军事和民用的目的，左宗棠提议借用外资在兰州修建一座铁桥，然而当时的德国商人福克索要白银60万两，这对于地瘠民贫、库帑空虚的甘肃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数字，至此，左宗棠在黄河上修建铁桥的计划乃遂沉寂……

　　而这一沉寂就是30多年。

　　建桥，两位“能官”功不可没

　　进入20世纪，走向末路的清廷开始实行“新政”，鼓励洋务。陕甘总督升允到任后不久，即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了甘肃洋务总局，由兰州道彭英甲兼洋务总局总办。正是洋务的兴起，为建设黄河铁桥提供了历史契机。

　　这个叫彭英甲的人物被“推到”了历史舞台上，他的远见卓识，他的不辞劳苦，注定要使他成为晚清甘肃洋务运动的风云人物。

　　“彭英甲称得上是一个‘能吏’，毫无疑问，他对于兰州黄河铁桥的修建贡献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民俗家邓明说这个沈阳人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物，早年在北洋和辽沈办过涉外事务，曾受西方技术训练，对于经济学亦有研究，是一位讲新政、习洋务，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开放意识和爱国思想的进步人物。这位全衔为“钦命二品顶戴、赏戴花翎、农工商部议员、总办甘肃全省农工商矿总局”的兰州道在省城锐意兴办工厂，开设书局，开采矿山等多项地方实业，而兰州黄河铁桥是其兴办的十多项实业项目中一个酝酿待办的重要项目。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1905年来兰的陕甘总督升允。升允早年在欧洲使馆做过外交，留洋的经历让他也成为了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尽管升允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最后因为反对君主立宪而被朝廷撤职，但是，在兰州黄河铁桥的建设中，升允的作为是很大的。”邓明说如果升允、彭英甲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兰州黄河铁桥的命运如何是不可想象的。

　　也就在彭英甲举办甘肃洋务、大兴“新政”的时候，德商泰来洋行驻天津经理喀佑斯从天津来兰州。“喀佑斯是旅游也是来找活的。”邓明说。

　　在与彭英甲接触商洽后，一个中外合伙开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的重大举措就应运而生了——史载：“经与喀佑斯商议，德商泰来洋行愿承修兰州黄河铁桥，并由陕甘总督升允报请清政府准奏，饬令甘肃布政使丰申泰、署按察使白遇道、总办洋务局兰州道彭英甲同喀佑斯谈判，最后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一日(1906年10月28日)正式签订了包修兰州黄河铁桥合同。在这份正式签押合同上签字的中方官员有：彭英甲、甘肃布政使丰伸泰、署甘肃按察使白遇道。外方签字的全权代表是喀佑斯。

　　包修兰州黄河铁桥合同中被人熟知的一项条款就是“保固80年”。其原文条款如下：

　　“保固八十年限期之内，无论冬夏，倘因起蛟，河水涨发，水势过大，水已进城，因蛟水神力将桥冲坏，与泰来行无干。除起蛟外，桥有损坏，泰来一定赔修。”

　　德商泰来洋行承包修建兰州黄河铁桥后，委托美国桥梁公司进行设计，铁桥修建工程分为上下两部技术结构，上部结构为穿式钢桁架，计四墩五孔，每孔跨径45.9米，全长233.5米，总宽8.46米，其中车行道宽6米，两侧人行道各宽1米左右。下部计数结构，南北两岸桥台为水泥沙浆砌条石，中间四个桥墩为高强度快凝水泥砌料石重力式结构，沉井基础开挖至岩层。

　　“那个时候的铁桥形状就像梯形，从梯形到现今的拱形，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次加固工程中完成的。”老兰州柏敬堂老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