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八百里，按今天的度量换算应是6000平方公里左右。1949年，洞庭湖湖泊面积尚有4350平方公里，今天已是3000平方公里不到。

　　如今乘船行驶在洞庭湖发现，整个湖区已被区隔成了东、西、南三个洞庭湖。即便在丰水季节，彼此之间也较难连片。

　　“洞庭湖就是一个病人。”曾在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担任副局长的蒋勇，与洞庭湖相伴多年。2010年，他开始出任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长沙项目办主任，希望换一个角度来继续为这个“病人”做些工作。

　　湖南日报社岳阳记者站站长徐亚平在洞庭湖畔工作了20多年。“长江水域存在着六大危机。”他忧心忡忡地向记者掰着手指，“水、鱼、鸟、江豚、渔民、渔政管理，危机重重。”

　　渔民“水上漂”

　　“我1972年就到洞庭湖了，现在是岳阳县麻塘镇人。”此前，渔民周介文的老家在南洞庭湖畔的湖南沅江。

　　5月8日中午，岳阳当地渔民何大明的铁驳船载着记者在洞庭湖中穿梭了近3个小时后，到了周介文的“家”——一艘比铁驳船体型略大的渔船。

　　这里是洞庭湖腹地。在如今的禁渔期，周介文的“家”就这样停在洞庭湖中，很少开动。中午开饭前，周介文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住在附近湖面的孙考兵驾着一艘小木船过来了，他给周介文带了一碗酸菜。现在处于禁渔期，渔民大多无所事事，补网之余在湖中串门就成了大伙的一大消遣。

　　何大明也曾是渔民，只不过早几年他就上岸了，在岳阳南岳坡老街开了一家名为“打渔佬”的餐厅。就在十年前，何大明还是一个没有身份的“水上漂”，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因他对洞庭湖江豚极为熟悉，2003年中央电视台曾让他上京接受采访，坐车、住宿都成问题，“市里才特批给我办了身份证。”

　　何大明兄弟姐妹5个，他是老大。至今，他的两个弟弟都没有户口。弟弟何意如1979年出生，前些年结婚时好在媳妇是本地人，由村里开了证明才办下了结婚证。今年初，广州一朋友邀何意如过去打工，介绍说一个月3000块。“他很动心，但没有身份证，现在火车都坐不了。”何大明说。

　　目前，仍漂在洞庭湖上的渔民最多时有一万人。徐亚平向记者介绍，他们大多祖孙几代都生活在洞庭湖上，跟岸上的交流仅限于采购一些日常用品，“卖完鱼就回到船上。”

　　岳阳县渔政局局长李天怀向记者介绍，政府一直在加大渔民的培训力度，包括经商、驾驶、学电脑等等，“往年是200个指标，今年要翻番。”

　　周介文的铁驳船不过一吨，相对于动辄3500吨的运沙船来说，真不值一提。对于几十年来自己赖以生存的渔船，他熟悉每一寸甲板，但对于采砂作业的船只，那是一个他们无法触及的世界。

　　这是洞庭湖渔民的宿命。作为新华社驻湖南的记者，石涛曾在过去十多年中持续关注洞庭湖，发表过近十万字的报道。在他眼里，东洞庭湖的渔民始终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洞庭湖上广袤的芦苇，养活了洞庭湖边难以数计的造纸厂。公开资料显示，2005年洞庭湖畔的造纸厂有230家。

　　当时的洞庭湖视线可及，是各种白色泡沫、黑水、恶臭，蒋勇向记者回忆。这一状况经由媒体披露后，曾引发广泛关注，中央领导还专门就此作出批示。随后，一场环保风暴迅速启动，湖南省委、省政府将岳阳、益阳、常德三地环洞庭湖区的234家造纸企业全部进行了“关、停、并、转”，洞庭湖的污染状况才得到极大改善。

　　在这一过程中，渔民并没有什么发言权，但却是后果的承受者。据石涛介绍，即便到了上世纪90年代，洞庭湖渔民的生存状况依旧艰难。1994年，他曾写过一组报道披露洞庭湖区西湖农场的赤贫状况。一家住在早年农垦部队留下的低矮猪栏中、老少几代人睡在一张大床上、20年前被送走的“瘟神”血吸虫病又开始危害着渔民的健康，“那是触目惊心的。”石涛说。洞庭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会会长颜永盛也认为，目前洞庭湖最突出的问题依然是生态保护，其突出表现就是工业污染、农业污染、生活污染、水面和湿地缩减、物种减少、环境破坏。至于江豚，只不过是近些年才在羸弱的洞庭湖的系列状况中显得突出罢了。

　　“渔霸没有一个不结交当官的”

　　除了鱼，周介文等人接触最多的就是洞庭湖上的渔政干部。2000年，岳阳市将东洞庭湖委托给岳阳县统一管理。岳阳县设有渔政局，下辖4个渔政执法机构。1994年，东洞庭湖成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保护区管理局。在岳阳市，畜牧水产局下设渔政管理站。

　　“渔民非法捕捞只要被抓到，就被渔政罚款一千、两千不等。”渔政部门将之统称为“资源费”。“洞庭湖上的渔民没有不被罚过的。”周介文说，最多的时候他一个月被罚了两万五。

　　罚款后往往并不没收渔具，甚至在开湖打鱼后，渔政部门连非法捕捞上来的渔获都顾不上没收。“渔民就只会疯狂报复洞庭湖。”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副会长彭祥林介绍，“你罚一万块钱，渔民就会狂捕两万块钱的鱼。” 这正是岳阳渔政饱受诟病的“以罚代法”工作方式。据一份2009年度岳阳市渔政机构收支表显示，岳阳全市渔政机构的全年财政拨款为239万元，而全年所征收的“资源费”就有295万元。

　　2009年2月，湖南出台《关于解决洞庭湖区捕捞渔民生产生活困难的意见》，明确要求禁止向渔民征收码头费、水面承包费等，并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免征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根据国家统一规定，渔民还可获得柴油补贴，每年数千不等，在禁渔期按户每月发放数百元作为“春禁补贴”。

　　而据知情人士介绍，“以罚代法”的做法却并未根本改变。岳阳县渔政局向下设的4个渔政执法机构都下达过创收任务。就在2011年7月19日，他们统一向其所辖的数千户渔民每家罚款500元，直接从中央下拨的油补资金中扣除。

　　岳阳县渔政局局长李天怀向记者证实，针对渔民反响强烈的渔政干部，今年2月岳阳县纪委已经一次性“双规”了6名渔政干部，这其中包括岳阳县渔政局副局长陈大友。今年2月，岳阳县县长张中于也在接受湖南日报记者徐亚平采访时坦承，“真正难搞的问题出在‘前三排’”。

　　在谈及如何打击矮围、电捕鱼、打螺蛳、迷魂阵“四大害业”时，张中于说主要是查哪些党员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参股承包、为渔霸当保护伞或是直接充当渔霸。张中于说，“凡是渔霸没有一个不结交当官的”。

　　呼吁“顶层设计”

　　洞庭湖也曾是白鳍豚的故乡。据中科院水生所党委书记王丁研究员介绍，白鳍豚的学名Lipotes vexillifer就是来自1914年在洞庭湖采到的模式标本。

　　“淇淇”就来自洞庭湖。1980年，白鳍豚“淇淇”在洞庭湖畔搁浅，被发现时已是遍体鳞伤。随后，它被转送到位于武汉的中科院水生所，后来住进了专门为它兴建的“白鳍豚馆”。在这里孤独生活了近23年后，“淇淇”于2002年去世。这之后至今的10年中，人类几乎再也没有在长江上看到过白鳍豚，白鳍豚被宣布了“功能性灭绝”。

　　如今，疑问投向江豚。早在1986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中国专家就曾呼吁应未雨绸缪开始对江豚的保护。15年后，农业部制定《长江豚类保护行动计划》，要求建立7个豚类自然保护区。如今，位于长江中下游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6个江豚自然保护区已先后建立，唯有洞庭湖的保护区迄今未能建成。

　　用关注环保的摄影家彭祥林的话说，洞庭湖的江豚保护区一直是“建在纸上”，“一无保护区域图、二无招牌、三无界碑、四无标志、五无标本。”而据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05年，农业部就拨出专款350万元要求岳阳建立“东洞庭湖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

　　岳阳市畜牧水产局渔政管理站党支部书记卢益卫承认，国家下拨的专款早已到位，已经用来“购买了执法船只、车辆、办公设备”，盖好了办公楼，只是因为地方政府配套资金未能及时到位，致使保护区没有真正运作，也始终未能通过农业部验收。

　　“批而不建，建而不管。”据知情人士介绍，目前对洞庭湖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多达数个，但互相掣肘，抢着管或者谁也不管的情况比较突出。“渔政部门管捕捞、环保部门管水质、海事部门管航运、林业部门管湿地生态、水利部门管防汛抗旱，结果是谁也没管好洞庭湖生态，谁也保护不了江豚。”

　　除此之外，洞庭湖400多万亩水域还分属常德、益阳、岳阳等不同地市进行管理。就岳阳市所辖265万亩水域，又分属5个县市区的不同政府部门。“地方只要GDP，我只管本地。”作为岳阳县渔政局局长，李天怀也认为“提高行政管理级别，沿湖水面统一管理”极为必要。据蒋勇介绍，以往的情况是“岳阳洞庭湖的鱼死了，常德人很高兴”。他呼吁，江豚保护、洞庭湖治理必须提到“顶层设计”的高度，以重新擘画洞庭湖管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