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7月21日报道 12月28日17时，三峡大坝上游水位降至169.57米，这比今年试验性蓄水曾达到的最高水位171.43米下降了1.86米。

    由于长江已全面进入枯水期，三峡水库今年已无法实现175米的目标蓄水高度。在此之前，三峡蓄水和长江中下游雨量减少的双重影响，使得中下游水位空前下落，部分江段甚至出现船舶搁浅的情况。

    而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三峡蓄水时代的到来，长江流域各省近日纷纷出台建坝计划截江蓄水。随着湖南开始在湘江上修坝，江西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也已进入刚刚获批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视野。

    “长江中下游的水资源和水生态问题，是后三峡时代必须重视并审慎研究的命题。”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淡水项目主任马超德对本报记者表示。

    此前，各方对三峡工程影响的关注，集中在移民问题和上游的地质、生态问题；但随着工程竣工后水库开始正常蓄水，长江中下游的水资源和水生态问题开始凸显。

    马超德参与主持的“长江流域气候变化脆弱性与适应性研究”在北京成功首发后，被带至前不久在哥本哈根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会场。这份研究报告对后三峡时代长江流域四大生态系统的变化做出预警。

    “当下再去批评三峡工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座大坝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马超德认为，目前需要做的，是析清三峡蓄水对中下游的实际影响方面和程度、并拿出可操作的应对方案。

    毕竟，从河道航运到农业灌溉、从工业生产到城市生活，中下游平原区的8000多万人都仰赖这一江之水。

    给三峡工程一个客观、公正的位置

    《21世纪》：今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干支流普遍缺水。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和三峡大坝蓄水时代的到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缺水问题如何解决？

    马超德：长江流域的水资源非常丰富，但仍然面临着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水资源短缺问题，这包括水质性缺水和水量性缺水。在目前已有干支流水利工程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科学调度、理性运营这些水电站进行水资源调配，以满足不同地区和不同时空在水量、水质和水温、水流过程上的要求，是后三峡时代流域管理的核心命题。

    长江的问题本来就很复杂，三峡大坝等水利工程上马后改变了中下游的水情状况，又牵涉到不同区域的资源利益和生态权益问题，使得情况更为复杂。但我认为，无论情愿或不情愿，我们已经进入后三峡时代，对于三峡大坝应不应该建的批评已没有任何意义，国内外的专家都要面对这一既定事实。

    现在的重点，是研究根据中下游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如何进行多目标的水资源调度，确保长江的环境流，维护健康长江。经过近年来WWF和中国三峡集团总公司成功的合作与交流，双方拟签署五年的合作备忘录，希望以务实的方式、开放的姿态，充分吸收国内外经验来全面研探这一问题，探索行之有效的调度方案。

    《21世纪》：怎样判断和减轻三峡大坝对中下游水资源和水生态的影响程度？

    马超德：首先应对流域变化的相关数据有一个系统的收集、整合和分析：三峡工程建成以后，中下游湿地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河口生态系统等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要厘清，这些变化中，哪些是三峡工程的影响造成的，哪些是气候变化的自然因素造成的，哪些是其他人类活动引起的。要给三峡工程一个客观、公正而相对准确的定位，把任何问题都归于三峡工程的做法是不科学、不务实，不利于正视和解决问题的。

    力争把这几类的变化研究清楚，把源头找到，然后针对这些变化的源头提出战略和技术上的应对措施。比如，针对气候变化的因素，我们用了三年时间同国家有关部委、科研院校合作完成了“长江流域气候变化脆弱性与适应性研究”，针对水资源、农田、森林、草地、湿地、河口六大生态系统提出了全面的适应性措施。而针对其他人类活动，包括工农业污染、湿地破坏、改变河道、采砂，以及非持续性的渔业经营等问题，需要各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针对后三峡时代如何进一步推动“绿色水电”和“低影响水电”标准在中国的推广，按照中国国情和河情的实际制订中国的标准，注重抓贯彻与落实。目前有必要应用国际上推行的“环境流”理念、方法和措施，来研究如何科学、多目标地调度三峡工程的水量，以满足对长江中下游生态的需求，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要综合考虑流域影响

    《21世纪》：近年来，不少中下游地区为应对缺水问题，纷纷在支流上马水利工程，比如湖南已经动工修建湘江大坝、江西也加紧筹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这些地方的“护水运动”会给流域生态带来怎样的影响？

    马超德：不少支流的水利工程该不该上，现在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些工程可能带来的生态影响。比如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从孙中山提出工程构想，到现在几乎一百年，还是有很多争议，对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影响，对湿地生态系统的破坏，对迁徙鸟类、洄游鱼类、长江江豚等关键物种的打击，对江湖阻隔带来的水质下降是超越目前人类知识、经验和能力的。其他的包括对建坝还是筑闸的方案，包括大坝要修多高、蓄多少水，目前都没有一个透明的成熟结论。为解决某一个问题而忽视一系列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等战略性、前瞻性问题是不理智的，历史自有公论。

    后三峡时代，整个长江流域系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需要生态系统去适应、需要人类活动去调整。江湖关系是天然所成，“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是有生态学上的道理的。而许多水利工程，不管是坝也好，还是闸也好，都是阻断了江湖的这种自然连系。哪怕仅仅阻断一个月，也会给生态系统带来很大的影响，并导致水资源的进一步分化。这些影响不少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所能预测和解决的，人类往往过于高估自己控制自然的能力。

    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由于会涉及流域影响区域和我们的后代，新上水利工程的决策必须慎之又慎。这不是花几个月做一份环评报告就可以的。

    我们真诚地希望各级政府决策中能够发挥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优势，采取多元化、多渠道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制订流域和区域发展战略。

    《21世纪》：我们的环评机制应怎样改善？

    马超德：对于未来的水电站规划建设，要综合考虑水利工程对于整个流域和区域的影响，尤其是明晰我们水资源开发的底线在哪里。如果破过这个底线，我们的流域生态系统就会出现系统性问题，那么整个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会受到巨大影响。

    目前的情况是，环评各地都在做，但是流域战略环评做得比较少。一条江河上单个大坝的单独影响相对容易评测，但如果数个大坝都在这条河流上建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叠加影响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有一个整体的战略：这个区域、这片流域应该建多少水电站比较合适？流域生态的红线在哪里？所以，流域战略环评应该做在前面，然后再针对个体工程做单独环评，而再不能走跑马圈水、无序开发的旧有道路，真正实现科学保护优先，有序、健康、和谐发展。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