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桑俄在他创建的藏鹀保护小区。（图片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9年39岁的扎西桑俄是青海果洛州白玉寺的堪布（藏传佛学博士）。最近20多年来，他一直在高原上守候鸟类，其中就有藏鹀——一种非常稀少的高原鸟。最近，扎西桑俄来北京参加第二十三届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和大家分享了他在保护藏区鸟类工作中的故事。

    “这种鸟体型不算大，体长大约16厘米，头顶、后颈、耳羽及颈侧是黑色的，白色眉纹自嘴基向后伸至颈背，黑嘴黄脚褐爪，呐，就是这样。”边说边画，不一会工夫，一只藏鹀（wū）呈现在我们眼前。执笔画藏鹀的是居·扎西桑俄，他画得如此之快，足见这种鸟的形象早已烂熟于心。

    缘起４年前的一次偶然发现

    扎西桑俄告诉我们，藏鹀在《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中被列为稀有物种，大多数的人只能从一枚小小的邮票欣赏画家笔下的藏鹀，很少有人亲眼看到它们到底是什么样子。1990年之前，仅有不足10次的藏鹀观测记录，相关文献也非常罕见。

扎西桑俄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即兴画出的藏鹀。

    2005年8月，扎西桑俄在和深圳观鸟协会的朋友一起观鸟，在白玉寺后山发现了一只藏鹀，这个发现令所有人大为惊喜。从那时起，扎西桑俄开始了对藏鹀的保护监测。

    2006年5月，扎西桑俄与深圳观鸟协会在果洛地区联合展开藏鹀调查，并在当地支持下将白玉寺后山划定为藏鹀保护试验区，由该寺出资围栏保护试验区，并安排数位该寺僧人作藏鹀观察记录。通过调查，他们发现白玉乡为藏鹀主要集聚地。“既然我的老家白玉乡是藏鹀的主要分布地，平时就可以就近观察藏鹀，我非常乐意做这项工作。”扎西桑俄说。

    实际上，从13岁入寺起，扎西桑俄就开始观察各种鸟类，他熟知安多藏族民间关于鸟类及藏传佛教中的鸟类文化，记录了近400余种鸟类，其中很多是青藏高原独有的。扎西桑俄还热衷于鸟类摄影和绘画，留存了许多珍贵的图片。因为扎西桑俄每年在野外工作时间长达9个月，僧众们称他为“观鸟喇嘛”。有些长者和他开玩笑，说他是“麻雀的转世”。

    46天蹲守保住了一窝雏鸟

    扎西桑俄说，对藏鹀来讲，生存最艰难的时期是每年7月开始的40多天的繁殖期，由于经常受到各种天敌的侵扰，所产的鸟蛋存活率很低。为了保住鸟蛋，扎西桑俄和他的团队想了很多办法，仅去年，他们就尝试了7种不同的保护藏鹀雏鸟的方法。

    猪獾是藏鹀的天敌，经常偷吃鸟蛋。扎西桑俄他们就在藏鹀的窝周围放几件人穿过的衣服，因为猪獾怕人，可以吓跑它，但是过几天衣服上人的味道散掉，猪獾也就不怕了。

    最后，扎西桑俄他们采用最原始的办法：蹲点驻守。在藏鹀的窝附近搭个帐篷，15个人值守了46天。最终，在扎西桑俄等人观察保护的几窝藏鹀中，保住了一窝，并成功繁育出5只幼鸟。40多天后，小藏鹀长成，并在9月份飞走了。看到这一情形，扎西桑俄他们觉得，46天蹲守之苦没有白受。

    冬天下大雪时，藏鹀觅食困难，扎西桑俄又筹钱买来燕麦和草籽，撒在山上和石头房子屋顶等处，早早地为藏鹀准备好了食物。

    在阿木龙沟建起藏鹀保护区

    最令扎西桑俄忧心的，还是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藏鹀生存的影响。“干旱、高温、雪山消融、湖泊消失、降水剧减、草场退化、人口剧增，藏鹀的生存环境不断退化。”

    扎西桑俄举例说，比如高原草场退化造成了放牧和藏鹀觅食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由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资助、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支持，扎西桑俄他们将该地区的阿木龙沟5平方公里的地区划为藏鹀保护区，并向山谷里的牧民支付一定的补偿，说服他们在藏鹀的繁殖季节让出草场。最后，达成协议的3户牧民带着100多头牛羊，在藏鹀的繁殖期实行放牧避让，为藏鹀哺育后代留出足够的生存空间。

    2007年，扎西桑俄创办了“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他任会长。年保玉则是三江源重要生态旅游景区，协会的任务是查清藏鹀在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辖区内的分布及繁殖范围，规划对该物种繁殖地及栖息地的保护措施。协会有15个工作人员，有63个协会会员为牧民和农民监测雪山、湖泊变化，并进行一些监测动物、植物的环境教育等。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吕植这样评价扎西桑俄：“他是一个天生的科学家。他的动力源自对自然的热爱，并且付诸行动，让藏鹀这个珍稀物种得到有效的保护，也填补了当前科学研究的空白。扎西桑俄让我们看到了民间保护的巨大力量。”（鄂平玲 叶晓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