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都江堰市一大片简易房区内，集中了去年汶川地震中办公楼垮塌的政府职能部门。都江堰市政府提出：只有在解决完最后一位灾民的住房问题，才考虑政府行政机构的办公楼建设。因此，在这近百间板房内聚集了审计局、房管局、规划局等名头显赫的部门。

 

4月16日下午17点15分，都江堰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彭万忠走出一个作为会议室的简易房，他与《科学时报》约定的专访定在17点整，18点他必须去参加另外一个规划会议。

 

 

都江堰市的灾后重建规划由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同济研究院）完成。上海也是都江堰的对口援建城市，但彭万忠不认为选择同济大学是因为援建之间的“兄弟情谊”。他解释：“重建规划是按照国家规定程序进行招投标后遴选出的，对口援建只是其中一个不太紧要的优势。国家法律规定必须要由国内机构完成城市规划，因为这涉及国家安全、保密等诸多因素，这个规定就把国外机构都排除了。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于去年6月在网上向全球征集概念规划，这也是一种捐献活动，因为所有应征的概念规划都是无偿提供的，其知识产权皆属于都江堰市。”

 

都江堰政府又通过专家会审的方式，从诸多应征的概念规划中选出了全球10家机构，成为“都江堰市灾后重建规划概念方案”的编制单位。这10家参与概念规划的机构来自世界各地，提出的方案各异，如法国AREP公司提出的方案名为“千年古都的新生”，美国威尔考特建筑事务所则是“以水绘城，青城下山”，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设计了“方舟城”方案，“显山、亮水、秀城、融绿”则是同济研究院的都江堰灾后重建规划。

 

“实际上，我们最终选择由同济研究院参考融合这10家机构的意见形成一个总体规划。”彭万忠说。

 

概念规划属于应急规划范畴，主要是完成灾后临时居民点、学校、医院等的选址。如今，都江堰新的总体规划已经成形，在这一规划中地质灾害评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这使彭万忠很有感触，“其实以前按规划要求就有地质灾害评估，但没有人重视，而且往往这些评估也不十分明确。现在不同了，地质灾害评估放在首位了。比如都江堰龙池镇，地质评估为其处于地质断裂带，不适宜扩建，那么现在就限制它的规模，发展型项目也不放在这儿了。”

 

 

此次都江堰的规划更关注空间管制，不但用以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扩展边界，也藉此忠实遵循地质灾害评估。按计划第一、第二期完成400万平方米的安置房，重建的主城区施工图已经出来，于4月底全面施工。目前已经动工的有100万平方米的永久性住房安置规划工作。

 

一个永久性项目的开工建设，需要经过用地选址、规划、测量、方案设计、出可行性报告、专家评审、法律审批、落实方案、出施工图、规划许可证、消防、环境评估、获得施工许可证等一系列程序才能动工。

 

“现在的工作量和速度几乎是以前的5倍。”彭万忠说，“而且，正因为是灾后重建，尤其不能因为赶工而忽略了任何一道程序。”

 

每一道程序在彭万忠眼里都很重要，他举例，比如选址，就是规划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一定要避开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塌方地段，而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北川和汶川的城址明显不符合要求。另外，不同的规划布局也存在不同的抗震性能。两座紧挨着的建筑，跟地震带平行的建筑一触即倒，而跟地震带垂直的建筑则仅仅倾斜或者产生裂缝。

 

“以前仅走一部分程序，没有三五个月肯定拿不下来。现在是程序一个不能少，同时速度提快了。比如，去年7月启动规划，年底就有一部分动工了。截至目前，已经批下去90多个点开始施工了。”

 

尽管一切都在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但建筑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始终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最高要求，所有的建设项目都按照国家规定提高了地震设防烈度。据媒体介绍，在地震中受到严重损伤的都江堰市向峨乡向峨小学的重建，安全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据悉，向峨小学在重建中将全部采用木结构。负责设计的同济大学专家表示，木结构的建筑稳定性被证明是经得起地震考验的。相同的思路贯穿于所有的重建项目工程。

 

 

由于居民住房等问题都迫在眉睫，加班加点对于彭万忠们而言已经成为习惯动作，没有人为此抱怨，但是提速和迁移等问题却使他们感到心慌和压力重重。

 

“本来两年的事，要3个月做好，压力很大。时间这么紧，规模又这么大，我想难免会留下遗憾。将来历史会怎么评价？！我只能说，我们尽力避免在历史上留下不可弥补的错误。”彭万忠仰头停顿了一下说，“目前看，大的格局我们选择了现有的最为科学的方案。”

 

都江堰是历史文化和自然文化遗产地，要求重建有更高的品质。“我们都是按规定程序，一个环节也不少。但时间太紧了，这么快就要对整体规划有个结论，一个科学的规划是要经过多次论证的。”彭万忠说。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也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压力，其常务副院长夏南凯在第八届21世纪中国建筑企业家论坛上说：“就都江堰灾后重建科学规划，我们讲科学理念，但是作为一个城市建设它有多种方案，有多种可能性，也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理由，我们还是不断地在改，只能是相对合理。”

 

除了沉重的历史感，一个更为现实、直接的压力则来自于灾民和上级。“无论规划还是施工，都要求实现近期见效、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是上级对我们的要求。”彭万忠说。

 

北川县县长经大忠被网友戏称为“史上最牛的县长”，但他满是焦虑。在自己辖下的各个山头跑一圈下来，又发现了许多地质安全隐患。他说：“现在都要快，领导立即现场办公决定一些事情，但是灾后重建牵涉的因素太多了，很难立即办妥。”

 

北川县20个乡镇，有些甚至都不通公路，要翻山越岭去寻找安全、适宜居住的地块，要排查地质险情，还要说服山里人离开祖祖辈辈的居住地已十分不易。更何况北川又是一个广受各方关注的地方。

 

北川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龚安虎认为，部分灾民的安置是一个棘手问题。尽管在谈话中他一直很乐观，但谈到因灾难失地的农户安置时也说：“压力很大，非常棘手。往哪里安置这些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在山区里找块平整地不容易。如果把他们安置到县城里，他们又失去了生产物资。未来的生活怎么办？”

 

无独有偶，彭万忠对部分灾民问题也顾虑颇多：“有很多灾民不喜欢安置房的位置，农户不愿意远离田地，同时还要关注建筑、道路、城市风貌等的合理性等等，这些因素都会从不同的角度使规划遭受挫折。”

 

夏南凯在谈“灾后重建与科学规划”之前，就先谈到了灾后重建的社会心理，其中提及灾民的心理时说：“不同的层级，他们的社会心理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些有两三套住房的灾民在接受救助时，就在心理上会有不平衡。在这方面，政府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这儿有20户，住户原来住多少平方米，就救助多少平方米。但有些人还是觉得不公平，比如他们原来住的是6楼，但现在要抽签来解决问题，他们觉得很不公平。”

 

政府承受的压力，从夏南凯的介绍中可见一斑：“根据国外的经验，政府是不参与这些活动的。灾民要接受政府的救助，就要接受政府的方案。如果不愿意接受政府的救助，就自己想办法。在美国和日本，灾后十几年还有些人住在板房里面。这种情况政府该不该救助？”

 

都江堰是去年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所在地，今年地震一周年之际必然会受到各方面的关注。

 

在规划局简易房区，几乎所有的房门都是敞开的，从一个狭小的房间内传出了另一位规划局副局长的声音：“我们的要求是标准都要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