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大气污染治理要30到50年才有根本的改变；也就是说2030年的北京雾霾治理的目标时间节点也许要延迟，未来的红色预警将成为应对雾霾天气的常态，也意味着“重污染”和“停课”将成为百姓的家常便饭。难以想象，一个人呱呱坠地的婴儿到三十而立的青年整个过程都要自强不“吸”；难以想象，一个小学生“停课嘛”无奈性的口头禅将取代大人们“吃了吗”礼貌性的问候。

30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是一个婴儿成家立业的时间；是一个顶天立地男子汉变成60耳顺老年的时段。对于“中国到底要多久治好雾霾？”问题，政府官员意见不一，专家学者众说纷纭，基层百姓云里雾里；但再等30年，对于公众而言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答案。在工业围城、十面“霾”伏，似如仙境的重污染城市，30年时刻呼吸着污浊空气，时刻身处于穹顶之下，时刻琢磨着清澈蓝天，无论是对呼吸道和肺部造成损害，还是对心理产生抑郁或暴躁，还是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质疑，这一切将体现出百姓对雾霾治理30年的等不起、等不得，甚至许多能够过上全面小康社会的人却等不到。重污染天气多存一日，雾霾的危险就多了一分，健康风险到底有多大？是否会发生“伦敦烟雾”相类事件？30年时间后的常态蓝，百姓等不起。空气质量改善节点延迟或阶段治理不力，百姓是否对环境治理失去信心？是否由此习惯雾霾而不选择努力？30年时间后的常态蓝，百姓等不得。长期外置暴露和污染浓度累积，我们中的许多人还能好好地活到50多岁、80多岁吗？30年时间后的常态蓝，许多百姓等不到。

但实事求是讲，雾霾天气的形成并非一尺之寒，从前期治理实践来看，雾霾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工程，换句话说雾霾治理在等不起的背后也存在急不得问题。首先我国空气去染呈压缩性、复合型特点，只有在准确把握其形成机理、来源、迁移规律和地域差异基础上，才能逐渐形成科学有效的应对方案，才能避免急于求成或“提头来见”玩笑话；其次环境质量改善更多与存量有关，与遏制每年污染增量之间关系存在不确定性，啃掉污染存量又不是一个短暂过程；也可以说未来环境质量改善与碳，常规污染物总量达到峰值之间，或许还有一段时间的登峰期，另外空气质量改善应有一个滞后性，并非立竿见影；再者雾霾治理涉及社会成本分担问题，考虑治理效率同时也牵扯社会公平，如何化解政府、市场与公众之间成本并形成雾霾治理长效机制，并非一日之功。

在客观认清雾霾治理等不起和急不得问题基础上，需要的不是“壮士断腕”之类的狠话甚至蛮干，而是科技与智慧的巧干；需要的不是“朝令夕改”时间节点的延迟甚至道歉，而是明确与清晰的任务表、路线图。

总之，当下最为关键是要发掘我国制度优势，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充分利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力的效率优势，以及自下而上的群众环境质量需求的倒逼压力，两股推拉力量应成为改善环境质量的合力，快速地对社会和市场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另外，治霾行动节奏需和化石能源（原煤、石油、天然气）消耗总量即碳排放总量控制同拍，企业提高资源利用率，百姓实际行动发力需和政府雾霾宣战行动的合拍，多股合拍力量应形成强而有力的利剑，高效地形成治霾长效机制。我们该有理由相信，在雾霾治理征途必将迎来清澈蓝天，必会符合百姓声音及时限，而不是30年。

【杜焱强，包存宽，作者为复旦大学博士生、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