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燕退休九年来，把大量的时间交给了湿地。

她有一套外出的标准行头：望远镜、超长距定焦600mm镜头、广角镜头、两台单反相机，加起来十多公斤重，除了观鸟，她还肩负着鸟类调研任务。

作为秦皇岛市观（爱）鸟协会的成员，也是民间湿地保护网络项目的调查组组长，胡晓燕需要定期到湿地巡护，记录湿地的基础信息，清点迁徙的候鸟种类及数量。要是有游客闯入芦苇地里拍照，轰着摩托车在湿地里转，她得赶过去，给他们讲道理，劝他们不要惊扰迁徙的候鸟。

中国从事湿地保护的环保志愿者，多数都像胡晓燕一样，最初是观鸟爱好者，从保护鸟类出发，他们注意到湿地的重要性，逐渐成为当地候鸟栖息地的专家。

2019年3月22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司副司长袁继明在2019年世界水日“水美南沙”论坛上指出，保护水资源在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更加紧迫的现实需求，其中“保护水资源关键是保护好湿地”。

和湿地保护正在受到国家高度重视相一致的是，袁继明发现社会公众湿地保护意识目前有很大的提高，其中“公益组织参与支持湿地保护十分活跃并作出了很大贡献”。

而参与湿地保护的中国环保志愿者们，也改变了过去的工作方式，与政府部门、社会公众形成新的协作体系。

鸟是湿地健康的信号

循着鸟类的活动习惯，胡晓燕和老伴每天天不亮就开车出发，十多分钟后抵达秦皇岛市的北戴河湿地。沿着海边栈道走，眼前是大片黑褐色的滩涂。

现在正是候鸟北归的季节，上万只红嘴鸥、西北利亚鸥、黑尾鸥、反嘴鹬陆续到了北戴河湿地。豆雁、鸿雁、丹顶鹤们，还要继续往北赶，不曾落下。

早晨十点左右，鸟的活跃度降低，调查组组员陆续回家吃饭休息。下午两点再回来，直到太阳下山，倦鸟归巢。

周末是调查日，小组六个成员定点在湿地的不同方位，进行鸟类同步调查，简而言之，便是同一时间观察记录鸟的种类，鸟的数量。

在秋季，他们会带上干粮，在野外湿地守上一整天。因为迁徙的鹤群将在中午时分飞过秦皇岛上空，它们大都是珍稀动物，一旦错过，数量上就数漏了许多。

这样的工作听起来有些乏味，胡晓燕乐在其中。“只是个人爱好”，沿湿地巡护的路上，胡晓燕甚至顾不上老伴，“光顾着看鸟，都不说话”。

天津的职业摄影师王建民2007年正式加入观鸟队伍。2018年夏天，王建民在江苏盐城发现一对环颈鸻，它们正在盐碱地上产卵孵化，当时气温高，盐碱地表温度高达63℃。两只环颈鸻亲鸟一来一回地给雏鸟衔水降温，“你真的会为鸟儿动容”。

天津滨海湿地与秦皇岛地区的湿地皆位于渤海湾沿岸，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的“咽喉地带”，东方白鹳、反嘴鹬、豆雁、银鸥等候鸟，在这片湿地中觅食。

沿着这条重要的候鸟迁徙线往南走，杭州湾慈溪湿地的志愿者范忠勇正为湿地将要建机场的消息担忧。目前机场选址规划尚未确定，一旦施工将影响候鸟的栖息地，他们正着手整理材料，准备提交建议。

范忠勇在浙江自然博物馆从事鸟类研究，“心底里爱上它（候鸟），看到它们生活的环境遭到破坏，也会关注”。

与盗猎者周旋

湿地对中国来说，是个新概念。1987年出台的《中国自然保护纲要》中首次将湿地定义为沼泽与滩涂的集合。1992年，中国加入《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简称《湿地公约》），同时指定了黑龙江扎龙、吉林向海自然保护区等6处国际重要湿地。

直到2014年，环境保护法通过修改“环境”定义，新增“湿地”为法律明确保护的对象。

袁继明认为，2017年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资源调查对湿地保护很重要，采用新分类，湿地作为一级地类，“湿地将从此在国家的分类中有了身份证”。

而早些年，在湿地上的环保志愿者们，一心忙着保护那些被盗猎的候鸟。

2012年11月，迁徙中栖息于天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的东方白鹳遭遇投毒。东方白鹳体长约1.2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当时全球数量不足2500只。

东方白鹳 图/王建民

每年3月，东方白鹳在俄罗斯东南部和我国东北地区繁殖，9、10月份离开繁殖地往南迁徙，每年都在北大港湿地停留半个月左右。

当时的保护区周边，已是“捕杀、贩售、食用一条龙”，中毒的东方白鹳将以每只两百多元的价格售给餐馆，成为盘中餐。

王建民与志愿者们出入湿地，救出13只东方白鹳，但死亡数量却达到二十余只。“你要知道这是跟大熊猫一个保护级别啊。”

之后，在迁徙季节，王建民每天都到湿地巡护，“放心不下”。面包、火腿肠、2000毫升的暖水瓶成了王建民的重要记忆，湿地里很冷，他和伙伴带上大瓶热水以保暖。

巡护工作完全是志愿者自愿、自费的，亲人朋友并不理解王建民，每发现盗猎，志愿者们便报警，找媒体，“人家觉得我们老揭底”。

2016年10月1日，王建民和伙伴在天津滨海湿地发现大面积鸟网，媒体报道称为“万米网海捕鸟”，大量朱雀、红喉歌鸲等挂网。此事一出，再次引起多方关注。

2016年10月9日，国家林业局派出五人督导组前往唐山召开两省协调会。10月10日，天津市政府会同林业、农业部门，布置了彻查天津猎捕候鸟事件的工作要求，天津市公安局立即介入事件调查。

据媒体报道，仅仅一周时间内，志愿者拆除的捕鸟网总计两万多米，解救活鸟三千多只，其中包括不少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

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的重视，打击盗猎力度加大，近年来，盗猎行为渐渐少了，王建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候鸟飞过天津应该是安全的。”

如今，王建民更关心天津七里海湿地的保护。“栖息地的保护是最重要的”。王建民担心栖息地丧失，将使候鸟受到巨大的伤害。

为此，王建民曾在傍晚的芦苇地里落泪：候鸟在霞光的映衬下翱翔，姿态优美，然而，他脚踩的湿地很快就要围垦开发，眼前的景观将不再复现。

严格管控围填海

中国湿地保护认识的提高，是伴随城乡开发活动大量围湖造田、围湿地造城等导致国土资源严重破坏后而不断深化。

据《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管理战略研究报告》显示，为了满足快速城市化和经济建设对建设工业区、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的需求，滨海地区有着不同程度的围垦和填海造地。

天津滨海新区在2010-2014年间围填面积约2万公顷，与之相邻的河北曹妃甸工业园区一期工程完成围填海面积两万多公顷。近10年间江苏东台-如东的围填海面积约4万公顷，2000年-2013年间宁波围填海达五万多公顷。截至2012年底连云港已围垦滩涂面积8万公顷。这些直接导致滨海湿地面积大幅度减少。

针对围填海活动愈演愈烈的严峻形势，2018年7月25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国发（2018）24号）。通知明确，严控新增围填海项目，完善围填海总量管控，取消围填海地方年度计划指标，相应的，地方不再审批新增围填海项目，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项目审批。

“大规模围填海活动是导致滨海湿地减少的主要原因。”在该通知的政策吹风会上，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小组召集人庄少勤介绍。

国务院关于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令诸多公益组织感到“底气足了些”。

秦皇岛观鸟协会会长刘学忠感到，政府对湿地的重视，也让公益组织与政府部门的互动顺畅许多，双方的沟通更频密。

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区东南部有一处天然海岸线岛屿——石河南岛，是河北沿海唯一一座无人居住的海岛，生物种类丰富。2015年石河南岛被规划修建高尔夫球场，得知这一规划后，秦皇岛观鸟协会志愿者们持续与政府部门沟通，2016年开发规划得以重新修订，2017年生态恢复工程启动。

“我们给地方政府递交自己的调查数据，希望说明湿地的重要性，同时提交我们的建议。”

这些观鸟爱好者在经年的观察中，已然成为当地候鸟栖息地的专家，他们极尽详实的调查数据更具说服力。

全国性的数据网络

2015年6月17日，由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中心和保尔森基金会共同倡导发起的“中国沿海湿地保护网络”成立。成员北起辽宁、南至海南包括11个沿海省份的湿地管理部门、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及相关保护组织。该网络在网络成员之间分享实践经验，促进协调一致的保护行动和信息共享。

2016年，阿拉善SEE基金会综合性生态保护项目“任鸟飞”成立，分布在中国各地的湿地保护志愿者们依据“任鸟飞”，有了更密切的联系。

“任鸟飞”的项目覆盖地块均为“空缺地”，即非自然保护区，没有官方的系统管理支持。项目将和政府部门的湿地管理保护形成互补关系。截至2018年，49家机构加入任鸟飞民间保护网络，他们在约60个地块上开展实地巡护、鸟类调查、公众倡导等活动，每次活动都需提交检测数据，每半年提交进展报告。

任鸟飞民间保护网络合作伙伴

“我们也会推动保护空缺地成为官方保护区、民间保护区、社区保护地等，使其纳入保护体系。”阿拉善SEE基金会生态保护与自然教育高级项目官员张琼说。

由普通志愿者贡献湿地数据的方式也是国际上流行的“公民科学家”形式。“公民科学”是由职业科学家设计，业余科学爱好者组织起来，按照要求进行现象观察和数据采集，最终由专业科学家进行数据分析或报告撰写，依据这一定义，胡晓燕等志愿者们就是“公民科学家”。

“在保护空缺地所收集的水鸟数据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于秀波介绍，部分省级自然保护区定期收集水鸟、种类、数量和分布等数据，但在保护空缺地尚缺类似的水鸟调查。单一组织难以如此大范围地、密集地收集湿地空缺地的基础数据，这是“公民科学家”的意义所在。民间环保志愿者的行动将推动完善受威胁水鸟与湿地的基础数据，促进湿地与鸟类保护研究及政策法规的完善。

2016年，胡晓燕和志愿者收集数据仍需填写表格，向上汇报整理。2017年底，收集湿地信息、鸟类数据的App研发上线，巡护员的工作更为高效，直接通过手机录入，“能记录巡护轨迹，调查点的经纬度更准确”。

公益组织参与的另一类重要项目是自然教育。王建民认为，过往盗猎、破坏湿地的行为主要源于我们缺乏湿地保护意识，认识不到位。

王建民爱给中小学校的孩子们上课，他们有无尽的好奇心，也更具感知力。

而范忠勇常想，在他教的孩子们中，如果其中有一个人成长为景观设计师，那么他设计的景观一定不仅是有蛙有鸟，“他会最大限度地保护原生态的样貌，这是少年时期自然教育埋下的种子”。

公益组织的担忧

湿地保护逐渐形成共识，但眼前的湿地保护依然存在困难和挑战。

袁继明坦言，“湿地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仍然很突出，破坏湿地的行为时有发生，依法保护湿地的法律基础还很不健全。”此外缺资金、缺专业人才的问题很严重。

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负责人卢刚也有类似的思考。他观察到，人们对“滨海湿地”的直接印象是大片红树林，因而将保护滨海湿地等同于保护红树林，大范围地造林。

实际上，红树林的生态系统不仅是树林，还包括滩涂、潮沟、前海区域等，是完整的生态系统。“如果红树林种植过多，将减少水鸟觅食区域的面积，不一定是好事。”卢刚有些担忧，片面注重红树林会适得其反。

“我国湿地保护较晚，技术储备不足。”于秀波如此理解上述现象。他举例我们有农业科学院、林业科学院，但鲜见湿地研究院，从事湿地保护与恢复研究的人才相对较少，研究力量不足，各地的湿地保护模式还不很成熟，难以在较大的范围推广应用。“互花米草已成为威胁滨海湿地健康的入侵物种，不仅治理技术不完善，在某些地方仍在人工委员会用于护岸和促淤。”

而对于刘学忠来说，他的忧虑很直接，2018年秋季，秦皇岛地区监测记录的丹顶鹤、白鹤数量少了很多，“等丹顶鹤、白鹤等得着急”。

2008年奥运会前，刘学忠与其他志愿者建议将湿地围蔽保护，至今已有十年。鸟类的种类与数量在这样的保护下不升反降，他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刘学忠暗自下决心，今年一定要监测详实的鸟类迁徙数据，“每天都去，坚持一个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