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3）在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中进一步强化自然保护区的地位和作用

陶思明（2016.12.30）

IUCN概述生态旅游是一种“到自然区域开展负有环境责任的旅行，以享受和欣赏自然，同时来访者的影响要少，并维护当地民众的社会经济福利”的旅游。《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年）》定义“生态旅游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为准则，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与之共生的人文生态，开展生态体验、生态认知、生态教育并获得身心愉悦的旅游方式。”但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撰文称，在世界各国生态旅游业蒸蒸日上的同时，作为其保护对象的野生动植物却正面临着威胁。生物学家不无担忧地发出警告：大量旅游者的到来，使景区动物的日常生活紊乱、压力增加，进而影响其健康与繁衍生息。研究发现，野生动物在旅游景区与人相遇时，会呈现极度紧张状态，北极熊、企鹅、海豚、野狗甚至雨林中的鸟类都会紧张，它们有的体重减轻，有的在死亡线上挣扎。在偏僻的生物多样性区域，当一批批假日探险者频频干扰时，动物普遍心率加快，繁殖能力衰退，荷尔蒙分泌下降。海豚研究人员在新西兰海岸发现，游船周围的宽吻海豚常有狂躁不安的表现，当它们看见3艘以上船只靠近时安静时间不到0.5％，但如果只看到一艘考察船经过时，宽吻海豚68％的时间呈现静静休息状态。在加拿大的曼尼托巴，即使寒冷冬天本应该处于休眠状态的北极熊，受到人类侵扰后也会焦虑不安，并提前进入捕猎海豹期。研究还发现，当旅游者走近公熊时，公熊警觉会比平时提高7倍，由于体能消耗加大，体内脂肪减少，严重影响其繁殖能力。在新西兰奥特哥半岛长着黄眼睛的小企鹅中，10％以上因旅游者的惊扰而体重下降。如果游人靠近海滩，企鹅便逃入海中躲避，一直等到惊扰者离开方再上岸。由于观赏者众多，使企鹅的聚集地越变越小，直至消失(中国绿色时报，2016.3.25）。又如《自然》杂志评论文章称，过度开发仍是野生生物灭绝的主要原因，IUCN红色名录8688种濒危或受威胁物种中，6241种起因于过度开发用作商业、休闲娱乐或生存目的，农业活动的扩张和强化也正对5407种构成威胁。他们担心将注意力转向应对气候变化，会掩盖影响动植物生存的更直接原因，呼吁人们认真考虑野生生物目前面临威胁的整体情况，重新聚焦解决旧有问题（科技日报，2016.8.11）。

这旧有问题就包括旅游开发影响，不管是否生态旅游，对旅游目的地来说总是干扰因子，只要搞规模化开发、追求经济效益，旅游活动影响就可能显著超越自然可忍受界限，打破生态平衡，构成对自然对象物的威胁。以自然保护区为例，大家多定位在生态旅游上，也少有经营者承认存在过度开发情况，但不利于保护甚至生态后果严重者比比皆是。四川九寨沟这个早在1978年以停止森林采伐为代价、为保护大熊猫而创建、面积达720平方公里（统计面积642平方公里）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因其中被誉为“最壮观、最神奇的一处自然景观”而闻名世界后，从1984年正式开发旅游、对外开放至今，旅游开放区面积已经扩展到140平方公里，年游客量从最初的几万、十几万攀升至2015年的514万人次（新华社，2016.10.4），可是大熊猫早就不见了踪影，而综合影响应该远远不止于此。为丹顶鹤等迁徙鸟类提供生存支持的自然保护区，无论位于越冬地、繁殖地还是迁徙经停地，大多都建立了丹顶鹤圈养种群用于旅游参观，引导人们无论寒冬腊月、盛夏酷暑，只要到黑龙江扎龙、江苏盐城或中间地带的吉林莫莫格、向海、辽宁辽河口等，均有机会看到丹顶鹤并欣赏其“飞行表演”，但这个自古以来随季节变化南北迁徙、繁殖地在北方、越冬地在南方的仙鹤神鸟，经人硬生生逆其天性变成“留鸟”后，野生种群却越保护越少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兼挂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牌子，中心各处大熊猫圈养场所是深具吸引力的旅游景区，游人身临其境耳闻目染的主要是人工饲养繁殖、各种形式野化训练的情况，圈养大熊猫与旅游联姻后，以野生大熊猫及其自然生境为主要保护对象、分布着数千个物种的卧龙自然保护区，反而大为逊色，就地保护及其相关工作似乎不那么重要了，大熊猫野生种群包括卧龙全汶川县165只（中国新闻网，2016.10.19），已经显著少于存栏236只正向300只发展的圈养种群。吉林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最早以保护东北虎而荣耀，后来东北虎没有了，再后来熊的数量也呈下降趋势，黑熊较20世纪80年代下降了93.4%，幼体占比从17.2%下降为0%，棕熊下降了38.8%，幼体占比下降到7.1%，两种熊在宣称以保护它们为己任的自然保护区均呈极度濒危状态（朴正吉等，2012）。然而，这里以天池为核心景区的旅游开发从未停歇过，吉林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委会更提出“建设世界名山，服务发展全省”新要求，助推旅游业继续一路走高。植物也一样受影响，河南伏牛山自然保护区石人山片区一个时期过度开发旅游，曾引发秦岭冷杉大面积死亡。

本身没有任何经济利益诉求而只以保护自然为使命，相关行政法规对旅游开发有着严格限制的自然保护区尚且如此，怎可指望以旅游立区立园的其他园区系统能够保护的更好。它们与自然保护区处在同一社会环境中，一些面积较大也不太偏远的园区，被动接纳社会上开发建设项目的可能性绝不会低于自然保护区，生态影响也不会小于自然保护区，本身规模化旅游开发的正当性、主动性又远远超过自然保护区，表明这些园区同自然保护区相比，一般来说人类活动威胁是增加的。而且就自然背景和保护价值看，虽然各园区命名字眼大多与自然生态高度相关，但基本上都不能和自然保护区相比，除设立目的不同外，绝大多数在保护可实现性上也远不如自然保护区。如规划、批建一个具体园区，除大体符合相应的生态系统类型、具备一定的自然特征外，空间布局、面积大小、功能区划一般较少考虑保护对象独特性、生态完整性、保护可达性以及在区域保护中的迫切需要。这些园区得以成立，不排除以保护为优先考虑且有明确保护目标，能与周边自然保护区形成保护合力者，但绝大多数园区的保护主张和实际保护效能，相较其旅游经济功能均处于次要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是周边旅游大环境如何、有没有游客吸引力等非保护因素，纯粹为美化人居环境、提供户外休闲娱乐场所的也不少。因而这些园区的自然保护效能，大多只具衍生性、随机性、不确定性和补充性特点，一些补充作用也很弱，难能考察它们在区域自然生态、野生动植物保护中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如水利风景区多依托水利工程，是河流湖泊水库蓄引水、发电、防洪、灌溉、城市水景等水工建（构）筑物和高度人工化水体的展示性、娱乐性利用，一片人造水景、一段拦河大坝可能就毁坏一条生命之河，较少自然保护示范意义。森林、湿地公园如果依托残次林、人工林、退化湿地，通过景区开发、保育或可促进生态恢复，若选址天然林区、自然湿地，则是一定程度上还保持着森林、湿地生态系统特征的开发利用。一些面积较大的风景名胜区虽然有自然景观优势，但其重要性和关注点首先是在人文利用方面，也常有对自然的景区式修饰改造等。

在保护责任担当上，这些园区系统与自然保护区也有明显的不同。简单举例如某个自然对象物没有保护好，能追究这些园区的责任吗，除针对性、唯一性极强的自然遗迹特别是古生物化石类地质公园外，其他恐怕都不能，因为它们另有存在价值，而且多数也不具备承担主体责任的自然条件，或者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确赋予它们这方面责任。一些自然保护区旅游景区挂满了各种牌子，唯独不挂自然保护区牌子，就是想模糊掉自然保护区的责任，既方便开发又试图逃避担责。2015年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总结全国风景名胜区执法检查工作中，宣布将吉林仙景台等11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纳入濒危名单管理，并给予黄牌警告，经一年整改保护管理和守法合规达到要求的继续保留，风景名胜资源价值丧失或者明显退化，不具备设立条件或标准的，将建议国务院予以撤销。而2016年年初，国家林业局则直接撤销了福建龙湖山等3处国家级森林公园，8月份又取消了吉林榆树老干将等3处国家湿地公园的试点建设资格（新华网，2016.8.24）。然而从媒体就这些管理工作新举措报道中，并未看到园区撤销后，将出现的保护空缺是什么以及如何弥补等方面的说明，主管部门决策时似乎也未顾及撤销对保护有什么连带影响。国家沙漠公园，按有关办法也实行“准入一退出”机制，对有明显不良记录的责令其限期整改，整改仍不合格的将停止试点建设等。事实表明，这些不同于自然保护区的园区，主要是作为旅游景区创建、用于发展旅游经济的，多数设立上保护目标导向较弱，景区开发中人工建设成分很大，也没有明确其具体保护责任，以致即使对管理者的差评波及到园区实体的存与废，亦无需担心会影响到保护。

而自然保护区却完全不是这样，专门为保护自然而建立并管理，保护价值均系自然生成，保护就是防范开发破坏维系自在的自然及其价值高度，出了问题当然责无旁贷。特别是许多主要保护对象珍稀、濒危甚至地域分布上早就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自然保护区，保护责任之大攸关当事自然对象物留存与毁灭、地球自然价值高度代际传承完好或受损，岂敢因为相关设施建设不到位、管理工作乏善可陈或遭受严重开发破坏等人为性因素而放弃保护，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湖北长江新螺段等2个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曾因2006年国内外专家现场考察后说白鱀豚灭绝（或功能性灭绝）了，怕名实不符，即启动更改名称程序，要去掉原来命名中“白鱀豚”3字以求不那么醒目。但在提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评审时，被一些委员严词拒绝，认为必须先查明白鱀豚为什么没有了，保护区的责任是什么，以致到现在名称也未改成，更别说撤销保护区了。也确实是，如果自然保护区都漫不经心把濒危难保护的、保护成效不佳的保护对象，通过诸如此类方式模糊掉，再混淆保护工作的人为性和保护对象的自然性，说降级就降级、摘牌就摘牌，本来就没有保护好，又以各种名义堂而皇之弱化保护（降低级别）、放弃保护（撤销），那还怎么保护，监管岂不是变成了对自然的惩罚，这完全不适用于自然保护区工作。所有的人为性活动，包括自然保护工作、保护区管理，通过人的努力都可改进，开发破坏在保护机制下也不会严重到自然根基片甲无留，唯有放弃了当下的保护，就有可能真的加速自然对象物的毁灭，以后再想保护恐怕也找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