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其中环保问题仍是重点关注之一。如果就水、土、气的综合状况进行国际比较，今天的中国或是世界上环境负荷最大、污染最严重的国家，这可谓是“中国之痛”。而如果在国内进行城乡比较的话，农村又是污染问题的重灾区，是“痛中之痛”。

    这里说的“重灾区”不只是那些盘踞着污染工厂的村庄。在此类动态图景的背后，撇开少数为旅游业而打造的“魅力乡村”不谈，大部分村庄的静态、常态是黑水和垃圾触目可及，土壤和地下水渗透了大量的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物质。能理解这种静态和常态的有多种数据：每年近100亿吨生活废水直接排放，近3亿吨生活垃圾直接焚烧、填埋或丢弃；化肥投入量(6000万吨)是全球用量的1/3，农药用量(180万吨)所占比重可能更大。而作为其部分后果，2亿多农村居民饮用水不安全，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农村污染信访占到环保部受理信访总量的70%—80%。另据权威部门3年前推测，在全国近60万个行政村中，有20万个村庄的环境“迫切需要治理”。

    众所周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既有内生的，也有外源性的。30多年来农村和农业的工业化，以及农民日常生活用品的化学化，使大量的污染物排放已经牢固嵌入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并远远超过了它能消化的限度；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地区的招商引资，以及城市环境治理过程中的污染转移，则进一步加重了那里的环境压力。

    更为不幸的是，与污染在农村的蔓延、“普及”和深化的历程相对，我们的环保重点始终是在城市和工业，农村环境治理大致是“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环保下乡”不过是2007年以来的新鲜事。也正因如此，迄今没有建立起关于农业和农村污染的检测、管控和保护体系。

    应当承认，从近年来环保部出台的相关政策，如“以奖促治”、“依考促治”等，以及中央多个“一号文件”可以看出，农村污染确实已经受到重视，资金投入也在逐年增加。但是与农村环境治理已欠账近30年相比，实际投入极为有限：2008年—2013年，财政投入的专项资金不超过600亿元，只相当于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1.5%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2.7%，其中中央财政的投入额(195亿元)不到其节能环保支出的2%。与此相应，它惠及的村庄自然有限，即便到2015年底完成环保部的预期目标，得到治理的村庄也不过6万个，只占“迫切需要治理”者的30%。而相关调查发现，同样由于经费短缺，一些已治理的村庄建立起的环保设施无法正常运行。

    环保领域的城乡差距，可能已经成为中国最严重的城乡差距。鉴于农村不只是农民的居住地和城里人抒发“乡愁”的“故乡”，也是关系到所有人饭碗的农产品产地和中国的根基，这种局面不应该再持续。至于扭转局面的关键，基于中国的国情，还是要靠最高层进行“顶层设计”：下定决心，向乡村污染和加剧污染的行为宣战，同时彻底调整资金分配上的利益关系，最终建立起坚实有效的监管保护体系和财政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