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骆世明看来，农业的发展经历了刀耕火种农业阶段、传统农业阶段和工业化农业阶段。工业化农业过程对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农田开垦和连片种植引起自然植被减少，以及自然物种和天敌的减少；农药的使用破坏了物种多样性；化肥造成了环境污染，进而也引起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品种选育过程的遗传背景单一化及其大面积推广，造成了对其他品种的排斥……如果用碳经济的概念衡量，这种农业可以说是一种“高碳农业”。

　　骆世明认为，改变高碳农业的方法就是发展生物多样性农业。生物多样性农业由于可以避免使用农药、化肥等，某种意义上正属于低碳农业。

　　骆世明举了许多利用生物多样性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例子。比如，贵州省从江县的少数民族，经常在稻田里养鸭。“鸭吃农田里的杂草和有害动物，粪便回田又成为作物的肥料。鸭可刺激水稻，减少甲烷排放，还可使水稻矮化，减少倒伏”。

　　河北省枣强县农民安金磊种了40亩地，连续10年不施化肥农药，使用有机肥。2004年当地暴发棉花枯黄萎病，很多棉田绝收，但他的田却达到亩产400斤。骆世明特别用幻灯显示了安金磊的“生态棉田”：棉田中心种一点小米，在棉花外围种一圈玉米，玉米外再种一圈芝麻。“种小米是为了引鸟吃粟吃害虫，种玉米是为了引诱飞蛾，种芝麻是为了驱赶蚜虫。这些都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棉花的生长。”

　　骆世明还特别提到了遗传多样性的问题。我国开展杂交水稻研究所利用的雄性不育基因，就是从野生稻中首次发现的，并且成功转移到了栽培稻种中。如果作物的遗传背景比较丰富，就不容易退化，而且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和缓冲能力都比较强。在工业化农业生产阶段，品种选育的遗传背景过于单一，其大面积推广又排斥了其他品种。遗传的单一化有什么危害？骆世明举例说：“欧洲的马铃薯是1570年从美洲引进的，当时只引进了少数几个品种进行大面积种植。1846年在爱尔兰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马铃薯晚疫病，马铃薯由于基因相近纷纷被感染，减产一半。”

　　现实情况也非常令人担忧。斯里兰卡1959年有2000个品种的水稻，目前存量不足100个；印度尼西亚的水稻品种也减少了74%；当前美国小麦的9个品种竟占了全部小麦品种的50%。骆世明继续举例：1903年美国登记的蔬菜品种到1983年大幅减少，芦笋由46种减为1种，胡萝卜由288种减为21种，莴苣由497种减为36种，菜豆由578种减为32种……在中国，专家对我国华南地区1959—2005年间选育的籼稻品种谱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籼稻品种的亲本主要从14个农家品种或国外引进品种衍生而来，影响最大的亲本是南特号、胜利籼、广西矮仔占和国际水稻研究所的IR8，现代品种大部分来源于这4个种。

　　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刻不容缓。骆世明强调，这不仅是为了生物多样性本身，也是为了低碳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