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厦门的市民非常兴奋，因为12月13日，关于“厦门市重点区域（海沧南部地区）功能定位与空间布局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座谈在厦门宾馆召开了。市民中有几名代表，被允许参加会议。因此，他们事先凑在一起，正儿八经地讨论在会上如何让发言“专业化”、“有效化”。

　　这几天，成都的一些市民也很兴奋，因为前不久被媒体报道得颇多的柏条河开发事件，也因为中央某个重要领导的批示，而召开了“座谈会”，一些似乎能够代表民意和自然公益的声音，有可能被允许在会上表达。

　　这几天，中国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等人也颇为兴奋，因为他们提交的“对云南阿海电站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公众参与意见”得到了项目建设方和环评单位的正式答复，这大概是中国有史以来一批与项目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公众”，得到的最合乎规则的反馈。因此，有人说，2005年的圆明园听证会虽然无疾而终，无果而花，但毕竟让听证会成了一个“通用名词”；这次对阿海电站的“公众参与”，有可能掀开环境公众参与的正式局面。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痴迷于环境保护的人更是兴奋，除了从党的十七大的文件中读到了数量颇多的“生态文明”之样的直指环境保护的关键词汇之外，他们也在期待明年五月一日就要正式开始推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他们天真地以为，明年“五一”之后，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得老老实实地把自身领地里发生的所有与公共利益、环境利益攸关的伤害信息给全盘裸露出来。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真实的情况是几乎所有的正在兑现的“公众参与”都有走形式的嫌疑。厦门市民的意见，在热烈的会场气氛中似乎得到了充分表达，然而，他们仍旧有不被采纳的危险；而成都柏条河就更明显了，水利部组织的专家组，几乎就是带着成见来的，他们把公众发表意见的机会拖到了深夜，让有机会听到意见的专家们在事先洗脑之后疲惫不堪、满怀倦意地“浏览”和泛听。阿海电站的建设者和环评者虽然发来了表面上极度客气的“公函”，但是其行文中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承诺，仍旧是用“你们的意见会转交给专家”、“你们的建议非常有道理，我们会研究”之类的中国最惯用的推脱术来对待。至于“环境信息公开”如果真的能够那么容易就好了，我相信到了明年五一之后，公众得到的如果不是经过缩水的、简略化的信息，得到的就是经过扭曲的信息、经过变性的知识。

　　中国的环境恶化，说到底是因为漠视和纵容造成的。如今，我们不再有时间、空间和机会来漠视和纵容。而要想不再纵容环境迫害者，就得正视环境恶化的症结和病灶所在，找到了症结才可能对症化解，找到了病灶才可能据病开方。我们过去开出了许多假装治病的药方，我们过去吃了太多的没有疗效却副作用剧烈的“偏方”；我们过去经常乘坐的是表面上开得飞快实际上却往反方向行驶的政策车辆。

　　环保部门老在那哀叹能量不足，老想“全社会都得参与”，这表明其实许多人是知道解决中国环保问题的正确道路的，只是一直迟迟不肯着手下药而已。要想“让全社会成为环境保护的力量”，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环保责任更多地摊给公众，让公众正当参与，让公众有效参与，这就需要无条件地把政府信息、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让公众在得到最充分的知识和信息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辨识和分析鉴别，得出正确的结论。想让公众能够有效参与，就必须珍视公众提交的“意见和建议”。中国过去不重视环境影响评价，2003年，《环境影响评价法》正式施行之后，现实中又有两种最常见的“消除公众影响”的暗招，一是编织虚假的公众签名，收买许多与建设项目完全不相关的人在公众参与意见书签署“同意”二字；二是把公众的看法当成荒谬的、不合理的，因此环保部门在审核“环评报告”时，不予以采信。

　　环保能够促进社会的民主普及，民主普及也能够推动社会的环境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能够带来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也能够带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如果成都柏条河的公众参与不是安排得那么的别有用心，如果厦门的公众参与意见有可能得到些许的重视，如果云南阿海电站能够因此而停建或者缓建；如果政府和企业能够愉快地遵从“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的要求，把环境的正确信息和正确知识摊开晾晒在公众面前；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公众一定有能力给出有效的参与意见。因为任何人都有足够的聪明和智慧，任何人都有足够的积极性，任何人都有足够的关注公益的愿望，任何人都时刻准备着与自然和谐相处，任何人都愿意生活在人与人和谐的气氛中。只是，过去我们把交流的太多出口给堵死了，今天，也只是打开了几条小缝，稍不细心维护、抠得更宽敞，就有可能重新被塌方所塞实，被泥石流所裹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