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气候变化是否归咎于人类活动，目前科学界仍有不同看法，但大气环境状况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是没有争议的——与其依赖风力驱散污染，不如直接控制污染本身。APEC会议期间，如果不把污染控制在最小限度，即使风电场停运，雾霾恐怕也难以避免。

“气候”和“大气环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大气物理特征的平均状态，后者指生物赖以生存的空气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把关注范围从“气候”扩大到“环境”，有利于摆脱不确定因素的纠缠，抓住主要矛盾，促使问题得到系统解决。

当今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绝不止于碳排放问题，而是要素分布全面紊乱的系统问题。把全部问题聚焦于碳排放，实为一种孤立片面的思维方式，可能事倍功半，徒耗大量宝贵资源。因此有必要把“工程与气候”这个问题改为“工程与环境”问题，使讨论更有现实性和针对性。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大型活动，任何工程都会使自然要素重新组合，特别是重大工程，那更是伤筋动骨。如果不计后果，结局一定得不偿失。苏联中亚引水灌溉造成咸海萎缩，埃及兴建阿斯旺大坝引起尼罗河三角洲退化。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工程的起点属于绿色，但却由于兴建不当而走到反面。比如，干旱地区造林的初衷是保持水土，但只有在降水量与蒸发量的比值高于一定量的地区，造林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只能加剧水源消耗，产生新的荒漠。风电水电开发有利于减少碳排，但风场密集排布，会使气、水、声等环境要素畸变；采用密集筑坝引水获得落差，会造成大段河床干涸。当地生物的生存条件因之丧失，从而导致物种毁灭。在生态系统中，生物之间通过相生相克作用，形成了一种休戚与共的网络关系。生态链索断裂的后果，不仅表现为野生植物和动物资源的消亡，而且还表现为未知病毒和病菌的蔓延，这些对人类都是灭顶之灾。

社会发展总是要利用自然，但不能以基本自然过程的丧失为代价。青藏铁路在生态保护方面树立了一个榜样，其基本思路就是在自然面前尽可能退让。工程立项应该进行包括生态风险在内的风险评估，包括风险的可预测性、可控制性和可逆转性。“环境”和“生态”从语源上看是一致的，但用生态评估来取代环境评估，有利于使整个生态系统的所有要素和关系都纳入视野，避免把生态指标简化为环境污染和地质灾害指标。对工程项目建立生态责任的终身追究制度，是防止生态灾难继续扩展的治本措施。

技术风险急剧增高的根源，在于对技术享受的狂热追求。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说过：“人的需要无穷尽，而无穷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能实现。”所以环境问题不可能依靠技术措施最终解决，建构资源节约型经济是保持社会和自然动态平衡的唯一出路。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欧阳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