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是最早对“仇和新政”提出批评的学者之一。面对批评，昆明市委市政府主动邀请姚洋前往昆明，向客人详细介绍了昆明的招商模式和环境治理情况。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姚洋参观了滇池和开发区，接受了市委书记仇和设宴款待。临走前，姚洋给仇和送了两本书。一本是《国家的视角》，副标题是“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另一本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4月18日南方都市报)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今年3月20日，姚洋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2008“两会”解读以及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圆桌论坛上说：“你看仇和到了昆明市去当市委书记，他下的指标是每个局都必须去招商引资”，“我就在想，昆明好不容易是最后一块净土，他如果在那儿干五年，估计滇池也完蛋了。”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曲突徙薪，对仇和与其他地方“仇和们”的一种警示。姚洋在亲临滇池参观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在今年元旦期间，仇和在昆明市环保局进行调研，提出了“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的新观念。仇和还宣布，将太湖治污中的“河长制”引入滇池治理，党政一把手要对辖区水质和截污目标负总责。他本人则任盘龙江“河长”。如此治污力度，如果在发展中持之以恒，滇池就不会在仇和之手“完蛋”。

　　仇和设宴款待激烈批评过他的姚洋并没有“收买人心”之意，实际上姚洋仍执着的坚持着他的观点，只是消除了一些没有“亲口尝一尝梨子滋味”之前的误解。他承认此前对昆明环保措施的认识与现实有距离，另一方面，对昆明目前的招商引资模式，姚洋仍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并提出“我相信仇和是个好人，有胆识，有胸襟，但不能保证好人做的事一定于国于民有利。”由此可见，姚洋不仅关注仇这样一个“政治明星”的强势示范效应，更关注在他主导下的新的发展模式，这其中折射出一个学者关心时事的热情，而没有任何个人的毁誉与得失。

　　仇和与姚洋乃“君子之交”。仇和能在昆明设宴款待批评过他的人，彰显一种领导者的宽广胸襟和容人之量。领导者处理问题的方法和观点，不是全由智慧和经验决定的，很多时候和很大程度取决于一个人的胸怀。 胸怀宽广博大者必豁达宽容，常常能从积极的方面去看问题，去吸纳不同意见，任何时候都能坦坦荡荡，迎接挑战。然而，现实生活中，有的领导干部心胸狭窄，既容不得人，也容不下事。听到批评之声，急于强词夺理，解释反驳，甚至面对媒体与网友的质疑采取居高临下或“退避三舍”之策，这样的领导在决策时常常刚愎自用，而出了问题又怨天尤人。相比于仇和，缺乏一种新时期领导者的气度。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领导干部志存高远，统揽全局，是做大事的人，就得从善如流，集思广益。仇和设宴款待批评者所折射出的宽广胸襟，让我们看到了滇池的明天，看到了昆明的希望，更看到了当今中国政坛新锐的为政新风。